内蒙古自治区已售公有住房清理规范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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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实质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地博弈。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分别对应着当事人在行政实体法上的不同权利,因此行政诉讼程序及法院审理规则的设计都应针对不同的类型而展开,把具有相同性质的行政案件作程式化地处理,可以大大提高行政审判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于每一类型分别规范可能适用的法院裁判形式,使当事人诉讼请求与法院裁判内容在诉讼类型的指导下达到相互对应,这不仅是正当诉讼程序的内在要求,还有利于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更有效地保护。

　　一、行政诉讼维持判决之取消

　　甘文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中指出，“从行政法理论上讲，维持判决的实质效果基本上相同于驳回诉讼请求，惟一不同的是，经法院判决维持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不能轻易变更。这不是维持判决的优点，而是缺点。因为，这限制了行政机关根据条件的变化和行政管理的需要作出应变的主动性。”笔者认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完全可以取代维持判决，即使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且合理的情形，也可把此归类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第四种情形，即“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不仅符合诉讼中“判”与“诉”相一致的原理，充分体现审判是围绕原告的诉讼主张而展开的，而且，符合法官的中立身份，充分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也许有人会问，即使取消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从客观上讲，仍然具有一定的维护功效，并未真正取消。但我认为，这种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对于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来说，是法院对业已形成的行政行为或行政法律关系之认可，是监督后的一种肯定性评价，并不是维护行政机关的职权。

　　二、具体判决形式内容明确之设想

　　针对“撤销判决”，由于行政诉讼法只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而规章只是参照，表现出对规章的不信任。但实际上，如果是合法的规章，也可以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所以，没有理由将“参照”排除在外，当然，本条中的“适用法律错误”，法律是作广义的理解，不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一概作出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同时，应当在判决类型中增加“给付判决”，而非设置“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种“重新作出”，如果属于行政主体必须作出，实际上可以通过法院的给付判决来实现；如果属于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那么，法院根本无权要求行政主体作出何种行为，而只能是一种方向上的指示，没有实质意义。所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应取消。

　　针对“履行判决”，履行判决在国外被称为“课予义务判决”，是专门针对行政主体的“应作为而不作为”或者“应作为而拒绝作为”的情况的，行政诉讼法中的“拖延履行”，意思不明，如果是在法定期限内的拖延履行，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权，法院将无权责令其限期履行，只有经过法定期限后，才能以“不履行”的名义要求其履行。但“课予义务判决”不仅针对“不履行”的情况，也针对“拒绝履行”的情况，即在法定期限对原告的申请直接给与拒绝，对此，也应当纳入“履行判决”的范围。同时，此处的“履行判决”根据是否属于行政主体的裁量权的不同，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对于羁束行为，法院可直接指明履行的内容、形式等问题，不构成对行政权的僭越。二是对于裁量行为，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法院只能要求行政主体应为履行，至于如何履行、履行的程度则交由行政主体自己判断。

　　针对“变更判决”，行政诉讼法中的变更仅针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况”，范围过于狭窄，实际上，对于一些应当撤销，但具有羁束性，行政主体只能作出特定的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直接代替行政主体作出，这实际上并不违反“司法谦抑”的原则，而是从“诉讼经济”的考虑出发，虽然这也可以通过给付判决予以实现，但是，假如行政主体不予给付，又会重新引发诉讼，而且对当事人来说，不仅没有获得救济，而且费时费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由法院直接变更的做法是适宜的。

　　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中规定的“确认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都是原文中所没有的。确认判决包括确认违法判决、确认无效判决、确认法律关系存在。确认判决主要针对发生情势变更的可撤销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性的行政事实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若干解释》中还规定了“确认合法”、“确认有效”两种判决形式。这是不恰当的。行政行为不存在确认有效的问题，如果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而法院认为该行为有效，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至于确认合法，如果法院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由于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所以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起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审查。

　　三、增设判决类型之设想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目前应当增设以下几种判决形式：

　　增设禁令判决。即禁止行政机关实施一定的行为的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违法实施某种行为时。

　　增设部分判决（中间判决）。部分判决，适用于行政案件复杂，可以分阶段处理的情况。部分判决的设计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及时必要的救济。部分判决可适用案情复杂，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而当事人又提出部分判决请求的情况。

　　增设自为判决。即当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为的行政机关不作为时，法院可自己代替行政机关作为，这是撤销后重做判决的替代方式。设计此种判决是为了给相对人提供足够的法律救济。但受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以及司法权本身的性质所限，自为判决的使用必须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增设舍弃判决。即法院在原告向其舍弃诉讼标的的主张或者被告向其承认原告诉讼请求有理由时，如该诉讼标的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无涉，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作出的该当事人败诉的判决形式。


　　（作者单位：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
【案情】

原告：高成元。

被告：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重庆鸿立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原告高成元之女高小雪系第三人重庆鸿立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鸿立公司）职工，高小雪于2008年与鸿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鸿立公司派遣高小雪到黔江区新华邮政所（下称新华邮政所）工作，期间高小雪租住在黔江区新华乡。2011年2月2日至2011年2月5日期间，新华邮政所安排包括高小雪在内的职工春节休假，到2011年2月6日恢复正常上班，高小雪便回到130公里外的彭水老家过节。因新华邮政所安排高小雪的上班时间为2011年2月6日上午8时30分，高小雪便于2011年2月5日从彭水家中乘汽车赶回黔江。不幸的是，高小雪乘车途中遇到交通事故，造成高小雪重型闭合性颅脑外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交巡警支队认定高小雪对此次交通事故不承担责任。高小雪死后，原告高成元向被告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被告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江北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高小雪发生事故地点不属于上班时间，不属于上班途中为由，认定高小雪死亡的性质不属于因公死亡，不认定为工伤。原告高成元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分歧】

本案在合议过程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必须是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必经路线才能认定为工伤，而高小雪从老家彭水赶往黔江途中实际上是为上下班做准备，与其正常的上下班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应当认定其为工伤；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只要是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就可以认定为工伤，虽然高小雪从彭水赶往黔江是在为上下班做准备，但这种准备工作与其正常的上下班是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因此，仍然应当认定其为工伤。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而何为“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作出更具体的解释，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恰恰就是“上下班途中”是否包括了过节返程途中的问题。

合议庭最终考虑认为，应当从保障工伤事故受害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结合的时间、路线、目的等因素，来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的“上下班途中”。

一、时间因素。“上下班途中”应该是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根据职工上下班路程的远近，使用交通工具的不同，综合考虑交通状况、天气情况、行使安全等因素，合理裁量的一段理性人的上下班时间范畴。在理解时间因素时，要正确把握上下班时间和行程时间两个要素，上下班时间是指正常工作或加班加点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行程时间是指按照职工选择的行程路线和交通工具，从单位到日常住处所需要的合理时间。本案高小雪提前一天从彭水老家出发回到黔江，实则是在为第二天的上班做准备，而并非限制在直接的上下班路程中，如仍以“上下班途中”论，未免将上班途中的时间跨度设置得过宽，不符合上下班时间和行程时间两个要素。而且，在宽泛的时间范围内，劳动者事故发生的概率亦会有所增加，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亦会变大，这也不利于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路线因素。这里所说的路线应该是上下班的合理路线，而不是必经路线，合理路线可以是地面路线、地下路线（地铁、过江隧道等）或者高空路线（高架桥等），因不同的劳动者考虑的主要因素不同，只要劳动者选择的路线符合行使便捷、费用较低、安全性好等一项标准，就可以认为是合理路线；劳动者的住所地或者上班场所可以有两处以上，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方向，无论选择哪处或者哪个方向，只要是以上下班为目的都可以认为是合理路线，但认定“合理方向”的标准应予以限制。如本案中，高小雪从130公里之外的彭水老家回到黔江上班，虽为第二天上班之所必经，但其直接方向并非上班，而是回到黔江区新华乡的租住房，即高小雪回到黔江租住房阻断了其从彭水老家到新华邮政所之间的上下班关系。如果依据这样的间接联系而认定高小雪为工伤，则必将导致对于上述方向选择的标准无限扩大。从立法技术上看，对直接关系比较容易框定和限制，但对于纷繁复杂的间接关系却不容易框定，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对于“上下班途中”的扩大解释也应以直接联系为宜。

三、目的因素。即职工选择的路线是以上下班或者从事上下班所必需的工作为直接目的，当然这之中包括了对劳动者行使目的合理性的司法审查，如果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从事了其他活动，该活动是职工日常生活必需的、合理的要求，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也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相反，如果职工改变了这个目的，即使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也不能认定其为“上下班途中”。

综上所述，时间、路线、目的三大因素在对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缺一不可。本案高小雪的工作地点是黔江区新华邮政所，居住地点是黔江区新华乡的租赁房，而从高小雪日常居住的黔江区新华乡的租赁房到黔江区新华邮政所之间的合理路线对于高小雪本人而言，具有经常性、普遍性和必要性，因此，这段路线才属于高小雪在该邮政所工作期间的上下班合理路线。相反，高小雪于2011年休春节假期间返回彭水老家，在春节假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返回黔江，虽然符合前述分析中的目的因素，但不符合时间、路线因素，故该返程路线并非其上班的合理路线，该时间也非其上班的合理时间，因此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其只能通过责任保险或者商业保险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范畴内获得相应的赔偿，而不能通过工伤保险获得赔偿。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