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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碰撞

王智名
（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


[摘要]目前，司法解释在我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是司法机关广泛适用的法律依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常会遇到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发生碰撞的问题。本文通过一个案例，从实践中和理论上阐述了当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及其争议，进而提出解决该冲突之对策。解决之道关键在于完善司法解释，当务之急是明确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促建和谐法治。
[关键词]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碰撞；对策

一、现实案例显示出的碰撞

案例：徐某，男，23岁，因故意伤害（用拳脚和棍棒殴打被害人陈某致使其的一只眼睛失明，经鉴定为重伤。）于2007年3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依法逮捕。侦查期间，徐某发病，看守所将其带至医院诊断，结果是肺部感染，胸部有大量积夜。医院认为病情严重，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
看守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0条第2款和第26条之规定，建议侦查部门改变强制措施，侦查部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6条第2款之规定将徐某取保候审。驻看守所检察室发现此事，认为不该将徐某取保候审。
检察室认为：虽然徐某病情严重，有生命危险，但是徐某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64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38条明确规定，该类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规则〉〉是司法解释，是在《解释》之后对〈〈刑事诉讼法〉〉的补充，明确缩小了取保候审的范围，具有法律效力，效力高于《条例》，也优于《解释》，应适用〈〈规则〉〉之规定，公安机关适用《条例》和《解释》之规定不当。另外，〈〈规定〉〉是规范公安机关内部办案程序的，虽然看守所身兼行政管理和保障刑事强制措施的双重职能，但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该优先适用刑事诉讼之规定。因此建议公安机关收押。
看守所认为：〈〈规定〉〉是部门规章，其对行政法规〈〈条例〉〉不具效力。而〈〈规则〉〉虽然是司法解释，但是司法解释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就是具有法律同等效力，只有立法解释是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没有哪里规定司法解释就比行政法规效力高。你们认为效力高，是实务操作中的默认罢了。〈〈规则〉〉同样也只是约束检察院内部办案程序的规定。我们当然可以为了做好监管场所行政管理工作，依据行政法规〈〈条例〉〉行事。据此拒绝收押。
由此，看守所和检察室就该案例的法律适用问题发生分歧，进而显现出了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冲突。

二、特殊情况下确会发生碰撞

一般来说，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不会发生冲突，但是特殊情形下也会出现冲突。 在行政诉讼中是时有发生的事情，而在刑事司法中是少见但确有发生的。
由于公安机关的特殊性，给这两者的冲突提供了可能。
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执法机关。在我国，公安机关是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行政职能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的公安机关不单纯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兼有刑事执法职能的行政机关。
由于公安机关既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又具有刑事执法职能，会造成职能的交叉和适用法律的碰撞，同一行为可能同时受行政和刑事两种法律规范的调整。比如看守所，在这方面就是很特殊的，它既是对在押人员进行监管的场所，又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场所，所以既受《条例》的规范，又受《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上面的案例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此案例中，为消除两家冲突，防止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可行的办法是改为监视居住。而理论上的问题仍可探讨。

三、实践和理论中的碰撞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行政规范；司法解释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就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对由此产生的冲突而有不同的看法。
（一）、在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相冲突时，实务中多是将司法解释等同于它所解释的法律来适用，效力高与行政法规。我国的司法实践已充分证明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机关办案的依据之一, 也是对当事人具有普通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一, 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待我国司法解释的地位, 它也被视为我国现行法的渊源了。
但是也有选择适用行政法规的现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1]7号法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1年2月26日通过，其对精神损害提出了6项计算标准，但同时在该法释第10条最后一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显的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是司法解释在赔偿标准上有冲突时明确适用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在理论上，对于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效力是有争议的。
1、一种观点认为司法解释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效力来源于法律规定，法院组织法（第33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均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上述决议还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在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9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中第2条规定，“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199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4条宣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司法解释实际上是针对全国人大的法律所做的解释，其效力持续于法律生效之间，法律生、解释生；法律死、解释死。法律和司法解释这种关系，类似于民法著名的“从随主规则”。司法解释虽然没有独立的位阶，但它却依附于被解释的法律，司法解释效力的位阶就同这个法律相等，就是说,如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那么它的司法解释效力就等同于这个法律，也就是说它高于行政法规。
2、另一种观点认为司法解释不高于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和解释法律的权力，没有规定法院和检察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也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一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即具有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效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的进一步阐释，这些阐释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因此具有和法律同等的效力。法律解释是法律，司法解释是准法律。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解释权，但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和解释法律的权力完全不同，该解释权限于解释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的解释只能就法律、法令在具体案件的应用进行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基本上不是针对个别案件的，而试图在全国建立普遍的约束力，跻身和法律同等效力的地位，这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其解释权的规定，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自始至终也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立法法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根据“明示其一即排斥其余”[1]的解释规则和新法优于旧法的效力冲突规则，是否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已被废除？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立法法再次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情况下，目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不再享有法律的解释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也当归于消灭。最高司法机关在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所称的“具有法律效力”，只能理解为实质法律的效力，而不是形式法律的效力。这种自我宣称有“法律效力”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即使是在《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也没有这种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由权力机关作出决定。所以，司法解释不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
另外，司法解释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渊源，本身是没有位阶可言的，而行政法规则是明确的法律渊源，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的位阶无从比较，司法解释的效力也不必然高于行政法规。
四、解决碰撞之对策
关于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冲突问题，我们认为关键是在司法解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司法解释是否必要；二是司法解释如何定位。
（一）、司法解释确有存在之价值
对于法律的漏洞或缺陷，利益法学代表人物赫克（Heck）认为，由于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到将来的一切问题，又由于立法者的表现手段有限，即使预见到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出来，因此，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或缺陷。就中国司法解释的实践看，人们都不否认司法解释除了适用法律外，还起到弥补立法不足的作用，包括补充立法规定的缺漏和解决法律中的矛盾［2］。
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博弈”使司法解释具有得以立足的空间。立法解释存在缺陷，比如立法解释效率低下，有一定程度的闭塞性，与现实脱节，实践中立法机关有权难用，立法解释权虚置。司法解释具有优越性，作为司法机关，经常接触法律，在适用法律时能及时发现漏洞和缺陷，从而分析、理解，作出解释，使解释的效率和适应性更高。直接与当事人和民众接触，决定了其解释更能面向大众，符合实际需要，从而使法律符合适用的要求。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在实践的过程中创制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实践也证明司法解释制度在我国确有存在的价值。
人大的立法解释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现实的法律基础；而司法解释又由于其有强大的实用性和适应性在法律实践操作中受到推崇。这就是说，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分别解决“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问题”和“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在实践中起到完善立法，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调整社会秩序的作用。[3]两种制度的“博弈”是彼此对立统一的，并不断促使共同的完善和进步。
（二）、明确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合理构建其法律制度
可以看出，就目前我国司法解释的现状，规范司法解释具有现实意义，完善司法解释是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的需要。
此项工作，同样需要制度规范，法律保障。
1、明确授权司法机关，准确定位确司法解释。
当代中国法律解释体制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成为法律解释具体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在其他国家，由立法接管或其常设机关主要负责法律解释工作的情况也是很少的。从我国全国人大和司法机关的职责的现状看，司法机关更适宜承担为办理案件提供说明的任务，应该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有必要明确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具有法律同等效力的司法解释。
2、加强立法，保障和规范司法解释工作。
加强立法工作，避免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而不得不过多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局面继续。我国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出台大量司法解释，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造成的。立法机关应明确赋予现行有效司法解释暂时的法律效力, 在限定的期限内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将司法解释转化为法律。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工作相关配套法律。
全国人大代表专职化，法律解释结构专门化。推进常委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专职化建设，大会设立法律审查委员会来负责解释冲突。一府两院都对全国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由立法机关负责解决法释和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更为直接和妥当，通过内设专门机构也可以更加主动地实施监督。认真对待人民交付的权利，改变人大代表“兼职”和立法解释虚置的现状，维护法律的独立统一和权威。
规范司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制定“司法解释条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授权和严格规定权限，或者先由司法机关修订，再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审定，最后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后再予以发布。“司法解释要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我国司法解释可以根据立法精神制定司法运作的政策，确立法院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则，但不得改变法律规范或者创制新的法律原则。”[4]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76号


　　《辽宁省法律援助实施办法》业经2004年10月29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　长张文岳
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机构，是指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门机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志愿者。
　　第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吸收高等院校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自愿参加法律援助的人员组成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志愿者参与法律援助的具体办法，由省司法行政部门另行规定。
　　第四条　省、市、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受理公民依法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并对指派或者安排的法律援助人员进行业务指导。
　　第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协调。法律援助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截留、挪用。
　　第六条　鼓励社会支持、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法律援助人员在承办法律援助事项中需要查阅、调取、复印相关资料和依法取证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并减收或者免收相关费用。单位和个人向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前全额扣除的税收优惠。
　　第七条　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请求给予工伤待遇的；
　　（八）主张因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九）残疾人（含退伍伤残军人）、老年人、未成年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
　　（十）与公民基本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并且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确需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事项。刑事诉讼中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和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经济困难：
　　（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二）五保户、特困户、灾民等接受生活救济的；
　　（三）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证明其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必须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财产、家庭月（年）人均纯收入和来源、生活变故及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对其经济困难是否认可等详细情况。
　　第九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条例》没有规定的，向申请事项处理机关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没有处理机关或者暂时无法确定处理机关的，向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申请事项发生地县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条　刑事诉讼中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申请由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事项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由省、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时，由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受理。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对申请事项和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进行审查。不属于该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事项和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说明原因，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和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是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近亲属或者与申请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审查和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的回避，由本人或者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决定。
　　第十五条　申请人在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期间就所申请事项已获得其他法律服务的，视为放弃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终止审查。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3日内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根据省司法行政部门和省财政部门确定的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经费中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向有关机关、单位提交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制作的法律援助文书，并为受援人保守秘密。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收取受援人及其亲属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十九条　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受援人有义务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与相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在法律援助事项和受援人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受援人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条　经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协商一致，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将全部法律援助事项转交其他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将部分法律援助事项委托其他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全部法律援助事项转交的，该法律援助事项的权利和义务由接受转交的法律援助机构享有和承担,但办理结果应当告知转交的法律援助机构；委托部分法律援助事项的,受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委托书要求的时间、内容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将办理结果送交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完成、不能及时完成或者送交有困难的，应当及时告知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一条　省、市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法律援助资源合理配置的实际需要，对办理跨行政区域法律援助事项的委托事宜进行协调。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违反本办法，拒绝受理公民提出的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或者受理后不履行法律援助责任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