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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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41号
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于2007年7月6日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7年第二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 周生贤
二○○七年十月八日
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法规规章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12号），我局决定对《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等7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或者修改：
一、决定予以废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3月20日，国家环境保护局〔88〕环水字第111号）
2、《污水处理设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1988年5月9日，国家环境保护局〔88〕环水字第187号）
3、《放射环境管理办法》(1990年5月28日，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3号)
4、《核电厂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规定》（1991年8月29日，国家核安全局令第2 号）
二、决定予以修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1994年3月16日，国家环境保护局、 海关总署、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环管〔1994〕140号)
修改内容：删除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2、《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推广管理办法》（1999年6月2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号）
修改内容：删除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目录》（2002年10月13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4号）
修改内容：删除其中项目类别中的流域开发和区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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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省略和被扭曲的过程
——论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缺失与补救
耿 辉
一、 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司法比作生产社会公正的产业，那么终审裁判便是最终的产品，而司法程序则是一条“司法正义生产线”，终审裁判的质量如何、司法效率的高低，既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更取决于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和运作的规范性。那么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状况如何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全国法院处理来信来访达9148816件，比当年受理案件总数还多444415件，其中申诉信访6442411件，涉及民事案件的信访又占半数以上；全国法院还受理民事审判监督案件82652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率为30.57% 。[1]我们宿迁市中级法院地处江苏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下辖5个基层法院，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我院自2001年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共处理来信来访3130件，其中，对生效民事裁判申诉和申请再审的593件，占信访总量的19%，投诉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中拖延审理、违法办案的有721件，占信访总量的23%。
现实情况表明，民事裁判的社会公信度较低，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挑战，居高不下的信访和申诉已成为困绕法院工作特别是民事审判工作的最突出、最艰巨的问题。为解决信访和申诉问题，全国四级法院都设立了审判监督庭和处理信访问题的专门机构，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使本已庞大的法官队伍进一步膨胀，并形成中国司法体制的独特现象。当前，随着国家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已溶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公平竞争、确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此背景下，对现行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办法，应成为理论界和司法界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二、 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应该说，随着全国法院系统自80年代末开始的以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的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当事人举证责任、发挥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职责、强调公开审判等一系列改革内容的落实，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益性逐步增强。但是，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很多方面制约了改革的深化。同时由于程序公正的观念远未在审判人员头脑中扎根，在程序工具论的传统观念影响和日益突出的案件压力双重作用下，民事诉讼程序这条“正义生产线”的许多环节在运作中仍遭到省略和扭曲：
（一）基层法院片面追求审判效率，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越来越少，简易程序的适用早已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所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的范围，从我市基层法院的统计情况看，9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简易程序在提高结案效率分方面确有实效，但是，由于程序简化，也带来当事人诉讼权利现实的空间受到压缩的后果。诉辩式庭审方式的推行和法官释明权行使的欠缺，使一些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双低的当事人在仓促之间可能难以采取有效的攻击防御行为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基层法庭为加快案件审理进度而诱导或剥夺被告答辩期限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二）一审民事案件缺席判决的比例大大增加，使裁判公正性打了折扣。当前，由于人口流动性很大，给法院送达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带来很大困难，开庭传票往往交他人代收或采取公告送达，并很少核实当事人不到庭的事由。这其中有不少作为被告的当事人并不知道案件开庭，甚至不知道被起诉。还有一些必须到庭的被告没有到庭的情况下，法院也缺席作出了判决，缺乏对话性的审判当然无法保证公正。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起案件：刘女向某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刘女丈夫张某外出打工，受理该案的基层人民法庭当天直接将起诉状副本与开庭传票送张某父亲签收，并向张某父亲调查了夫妻俩的感情状况，3日后庭审，因张某未能准时到庭，法庭根据刘女的陈述和张某父亲所作“打工以来二人感情不如从前”的证言，判决准予刘女与张某离婚。
（三）庭前准备阶段存在诸多影响公正与效率实现的弊端。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的不变期间，但实际操作过程却常常被违反。更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整理和固定焦点和开示证据的程序，造成了庭审程序的盲目性。因一审中没有充分行使攻击防御行为的当事人，往往等到败诉之后再请律师，收集证据，寄希望于上诉。然而上诉的手续都是由原来的审判庭办理的，一来不计入工作量考核，被视为额外负担，二来基于错案追究的压力，有些法官本就对上诉方心生不满，所以办理上诉手续拖延是常事，一、二个月算正常，有的甚至要超过半年，而这段期间是两级法院案件流程管理之外的空白地带。此外，除非上诉方索要，直到二审开庭法院也很少会主动将对方的答辩状送达，二审同样缺乏完善的庭前准备程序，双方当事人的所有举证和辩论都集中于庭审。
（四）二审大量采取书面审理，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公开于透明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农村群众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极端贫乏，诉讼文书大多词不达意，甚至与其主观意愿大相径庭，诉讼程序的口头化对于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特别是对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有着重大意义。但现行诉讼法对何种情形下适用书面审理没有明晰的规定，上诉案件立案后，是开庭审还是书面审是个未知数，一切由合议庭（实际是主审法官）定夺。笔者在接待信访过程中遇到许多当事人，就是因为二审采取书面审理，造成其收集的证据不能在法庭出示、花高价聘请的律师未出庭替其辩论而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五）仓促的庭审过程限制了当事人意见的表达。近两年不少法院都制定了二审开庭率的指标，强调公开审判，民事二审案件书面审理的比重大幅度降低，但由于二审案件不论难易都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使审判力量无法合理分配，以致有的合议庭一天要安排2-3个案件的庭审。为了赶时间，庭审必须快节奏进行，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常常被法官不耐烦地打断，一些当事人常常因为不能充分发表质辩意见，以致在宣判后尚未拿到裁判文书就申请再审。
（六）作为程序结局的裁判文书制作也不能尽如人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裁判文书对部分案件事实或者重要情节没有表述相应证据；双方对案件事实存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对确认的诉讼证据未进行分析认证；对涉及认证与否的案件，在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时，不讲理或讲理不充分以及对裁判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阐释不足，等等。[2]这样的裁判，不仅很难让当事人从内心信服，其他人看后也会产生疑惑。
（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操控权过大，特别是对证据的取舍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的决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胜败。所以当事人千方百计以非程序化、非法律的方式向主审法官施加影响。比如请吃、送礼、说情，还有的则是在审理过程中就向党委、人大及法院领导信访或向新闻媒介寻求舆论支持，以期引起各方对案件的关注。而且一审法官甚至有关业务庭庭长，为减少“错案”，提升“政绩”也会在案件上诉后到上级法院“公关”。
三、 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缺失的制度原因。
众所周知，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法文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2年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民事诉讼程序法律制度。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于我国诉讼制度起步较晚，而且受前苏联影响较深，民事诉讼制度是按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的“职权主义”模式设计的，审理案件的公正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这里的“事实”是指客观真实，而“法律”则主要指实体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法院，都把诉讼程序视为实现实体目标的工具。民事裁判违反法定程序只有达到可能影响案件实体正确裁判的程度，才会被二审发回重审或提起再审。只要结果正确，哪怕产生结果的过程被省略和扭曲了也并不要紧。但是，民事诉讼涉及的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权争执，所以，西方国家历来重视诉讼程序，强调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主义是其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评价诉讼模式的优劣，首先就要看其是否能保障和体现程序公正。如果一项诉讼程序能够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裁判者处于中立地位，减少个人偏见，并将判决建立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乐意接受的基础上，那么依照该诉讼模式设计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是公正的。[3]以此标准来考量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以发现它存在四大缺陷：
一是破坏了司法的被动性。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有权直接启动案件再审，甚至可以作出不利于上诉方的裁判等等，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诉讼中不尊重当事人意志。由于偏离了中立者的位置，难免与当事人发生冲突和摩擦。《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样一来，一方面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平衡状态，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法官对自己调取的证据先入为主，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冷静地评判证据。
二是破坏了司法的及时性。《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当事人举证期限作出规定，根据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的规定，当事人在二审和再审过程依然可以提供新的证据。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和法院的威信，甚至被一些当事人利用拖延诉讼，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此外，允许以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将案件发回重审，也增加了当事人诉累和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
三是破坏了司法的亲历性。案件审理的个性化特点，要求法官必须亲历案件的审判过程，亲自审查原始证据，亲耳听取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从而对案件事实形成科学的内心确信。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却使审与判发生分离，形成法定的“暗箱操作”。
四是破坏了司法的终局性。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不仅当事人可以在二年内享有事由宽泛的再审请求权，而且本院院长、上级法院、上级检察院亦有权随时启动对生效裁判的再审，再审的次数与审级也没有特别的限制，这样的再审制度直接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使二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终审不终。
四、 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构想
程序公正观念肇端于英国，并为美国所继承和发展。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把程序正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加以类型分类，构筑了体系完整、结构宏伟、思想丰富的正义论，被誉为“目前最佳的正义理论”，因其具有实际意义，获得了人们普遍的接受。《民事诉讼法》颁布十一年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司法对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日益加大，民事诉讼程序设计上的先天缺陷，已导致其无法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现司法公正、高效的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诉讼法必须加以改革，以程序公正为价值追求来重新设计民事诉讼制度已是势所必然。”
经过十多年的理论探讨与司法改革实践，法学界提出了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结构模式，强调诉权的主动性与审判权的被动性，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限制审判权的恣意。认为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基本的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须作出如下调整：废除“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有错必纠原则”和案件请示制度、审判委员会定案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确立法官独立原则、法官中立原则、诉权自治原则，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证据制度和限制严格的再审制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在四个方面予以改革：
一是将当事人举证限定于一审完成，使上诉审主要针对法律问题进行。这是因为上诉制度的目的一般包括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和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两个方面。其中，事实审系针对当事人的利益，只对个案有意义；法律审系针对社会利益，其意义超过了个案范围。在英美法国家，除了少量例外情况外，上诉法院只复审法律问题，而不复审事实问题。[4]上诉程序距离全面事实审查的理念越远，它实现私人目的的能力越弱，相反，当程序以重新审判的方式全面进行复查时，程序所考虑的只是对个案当事人实现公正，几乎不能进行解释法律或指导法律发展的努力。从目前的审判实践看，二审法院在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中，大量精力都消耗在了事实审查方面，不仅加重了法官的负担，而且由于对个案事实的过分关注，造成通过上诉法院裁判以实现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统一的功能弱化，不同法院对同一类法律问题作出的裁判往往尺度不一、差异较大。
二是针对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必须将裁判权集中到少数优秀审判人员手中，其他审判人员作为法官助理承担辅助性工作，在加强一审案件独任审判的同时，二审案件一般也由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独立裁判，对于其审查后难以作出决断的案件再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决。在我国，当事人依法享有当然的上诉权，上诉不受限制，大量的民事案件直接进入二审程序，其中真正属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很少。一方面，由于每个案件必须有三名审判人员参与审理，二审法院为完成繁重的审判任务不得不增加审判人员的职数，并赋予审判员、代理审判员相同的审判权，既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又阻碍了我国法官队伍精英化的实现。另一方面，从传统合议庭的组成及运作情况看，由于法院长期实行“案件承办人”制度，使得合议庭虽然具有立法确立的临时性特征和统一行使审判职权的外形，但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审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言，作为非案件承办人的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弱于案件承办人，甚至还存在着未参加案件庭审的法官在裁判文书上“挂名”为合议庭成员的情况，使合议庭的职能虚无化和合议庭的存在价值形式化。[5]
三是以诉权为本位，强化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限制公权力的恣意。近年我国对审判权的监督可谓种类繁多，不仅有法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还有纪检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但由于监督所固有的事后性和监督者难以受到监督等先天缺陷，尽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效果并不明显。实践证明，缺乏程序限制的审判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真正“温床”，这是任何监督措施都无法根除的。最佳的办法还是采取分权制约，着眼于程序遏止司法腐败。在民事诉讼中，就是扩大诉权、尊重诉权，让诉权划定审判权的范围。比如，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应由法院自行划定、诉讼当事人不能由法院自行追加、非经当事人申请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由法官随意决定、二审是否采取书面审理可由当事人选择等。
四是强化法官程序至上的观念。“徒法不足以自行”，公正的诉讼法律只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体现公正，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已有的程序规定并未得到落实。所以，法律制度改革固然重要，确保法官严格执行程序更应成为法院的首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强化对法官程序理论和程序意识的培训，使每个法官牢固树立程序公正的观念和程序至上的意识，成为程序公正的先锋，时刻保持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决不能随意省略或扭曲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其次，要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对违反程序规范的法官予以严厉的处罚，直至剥夺其审判权。与此同时，应减低对裁判结果正确性的过分苛求，废除错案追究制度。“须知司法是一种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不允许当事人无休止地将案件一遍又一遍地提交给法院。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下的自然现象。在实体上实现完全的公正毕竟是我们人类的能力所不可及的。”[6]第三，强化当庭宣判，把裁判文书质量作为考核法官业务能力的硬指标，努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作为公平与正义载体的判决书，在其中说明理由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判决书应当是内在程序与外在程序的综合体，既要说明诉讼程序进行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要说明法官在事实与结论之间所作的法律推理过程。这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项要求，否则，司法程序缺乏一个完美的结局。[7]
[1]参见《人民司法》2002年第3期第38页。
[2] 参见罗书平：《裁判文书与诉讼证据》刊于2002年第5期《法律适用》
[3] 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20页
[4]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58-165页
[5]参见黄学忠：《审判长选任制度若干问题检讨》
[6]参见贺卫方：《法律职业化的方法基础》刊于2002年4月1日《人民法院报》
[7]参见蒋惠岭：《论司法的程序性与司法改革》刊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
（作者单位：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电话：0527-4366344
邮编223800 ）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国家经委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国家经委《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已经国务院领导批准，现转发给你们，望按照执行。
附：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下达后，职工培训进展较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企业办学面已达到70％左右，三分之一的职工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学习。经济部门的干部九百多万，已轮训一半左右，其中
县属以上企业的领导干部已基本轮训一遍，并开始向系统的专业培训方向发展。三千多万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术补课工作已全面铺开，到一九八三年底，累计已有40％左右补课合格，大多数达到了所使用的教学大纲的要求。另外，接受各种类型职工高等教育的有一百多万人，接受各种
类型中等专业教育的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已为企业输送了一批各级各类人才。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有所提高，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完成前几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石化总厂靠智力开发起飞，几年来通过培训，初中以
上文化程度的职工由19．5％上升为71．2％，小学文化程度的由80．5％下降到28．8％，还培养了大、中专和技校毕业生三千多人，促进经济效益逐年提高，五年实现税利二十五亿元，为建厂投资的116％。不少企业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从培训职工人手，促进了产品质量
提高和成本降低，使企业摆脱困境，转亏为盈。
一、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紧迫性
实现企业的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益，归根结底要有一支高水平的职工队伍。特别是当前世界上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更加突出了知识的重要性。前几年职工教育虽然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由于培训工作全面开展的时间不长，以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从全国看，
职工队伍的素质状况同四化建设的需要还很不适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思想方面。一些职工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涣散、纪律松弛、工作消极、损公肥私等不健康现象。据北京市纺织系统对十七万职工的调查，青年工人中先进分子占10％，表现较好的占30％，表现一般的占50％，雇佣思想严重、组织纪律性差的占8％，有不同程度违法乱
纪行为的占2％。
（二）文化、技术水平低。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10％的抽样资料，在工业部门职工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8％（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9％），高中文化程度只占20．4％，大学程度仅占1．6％。全国技术工人中，技术等级在1～3级的占71％，4～6级的占
23％，7～8级的仅占2％。上海市九十四万七千名技术工人，平均技术等级不足三级。这些数字虽按工资等级统计，与实际水平有差别，但总的看，技术水平还是相当低的。
企业领导班子经过调整，素质有了改善，但仍存在文化偏低，缺乏经营管理知识，特别是缺乏现代化管理知识。
（三）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少，知识老化。全民所有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一百二十一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45％。机械系统现有技术人员二十三万，占职工总数的4．3％，比六十年代的7．5％下降3．2％。煤炭、纺织、建材、轻工等行业技术人员不到2％。集体企业中
技术人员更少。科技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专业知识陈旧，外语水平低，不适应技术改造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需要。
专业管理人员素质低、知识老化的问题更突出。北京市三万九千名财务、统计人员，80％未经系统的专业培训，不少人还不会核算成本。
（四）科技人员中，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比例失调。如北京市纺织系统为四点三比一，上海市冶金系统为六点六比一，首钢为九点六比一。一些本应由技术员做的工作，也只得由工程师去做，造成人才浪费。
技术工人中的高、中级技术工人比重太小。生产第一线缺乏骨干力量，一些关键岗位不得不由未经系统技术培训的工人顶岗。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按设计要求，主要技术岗位平均技术等级应为7．3级，目前实际为3．5级。
职工队伍素质差，是影响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江苏省纺织厅与上海市纺织局相比，设备能力大体相同，但产值只是上海的72．4％，利润只有上海的39．5％。除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管理方面等因素外，主要是技术力量差别悬殊，上海纺织局技术人员
占职工总数的3．38％，江苏只占1．09％。
大量事实说明，经济建设要发展，职工教育要先行。为了使我国的企业素质有较大的提高，在经济效益上打开新局面，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加强职工教育的紧迫性，下大决心开发智力，培养人才，并从战略上作出相应的安排。
二、职工培训的目标和要求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最近又说，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有“后劲”，“七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主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智力开发。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职工教育的任务，一方面要普遍提高职工的政治、文
化、技术、业务素质，使之成为合格的当班人；另一方面要从现有职工中培养造就大批专业技术、管理干部。通过职工培训和普通全日制学校输送毕业生，争取到一九九○年，初步形成一支在数量上能够基本满足需要，质量上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专业配套、年龄结构比
较合理的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形成一支以中级技术工人为主体，技术等级结构比较合理，具有较高政治、文化、技术素质的工人队伍，为后十年经济振兴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职工培训要在认真贯彻《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坚持不懈地对职工进行系统政治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文化、技术、业务培训，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搞好领导干部特别是新领导班子成员和优秀中青年后备干部的专业培训。要根据国务院对企业厂长（经理）进行国家统考的决定和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组织他们系统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方针政策、科学管理知识和必要的文化技术知识，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通过调整、
培训和补充后备力量，要求到一九九○年，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厅、局、处以上干部，基本上达到大专水平，小型企业和县专业局领导干部基本上达到中专水平。
（二）继续抓紧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术补课。要在努力提高补课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完成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的任务。同时，要抓好“双补”合格后的巩固提高，及时开展包括中技、中专和高中在内的职工中等教育。通过加强就业前培训和大力开展工人中级技术业务培训
，要求到一九九○年，使工人中实际水平符合中级技术等级标准的比例，逐步提高到50％左右。高级工比例也要有较多增加。
（三）认真培养提高科技人员，进行知识补缺更新的教育。要结合企业采用新技术、研制新产品、引进新设备、推广新的管理方法，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同时根据需要，加速调整和稳步发展职工高等教育，积极举办职工中等专业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后备专业、技术力量
。争取到一九九○年，使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从现在的平均3．45％，提高到5％至10％以上，技术密集行业比例应该更高一些，并有一大批掌握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能从事情报、科研、设计等开发性工作的骨干力量。
（四）加强各类专业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要大力开展各种短期专业培训，并有计划地选送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中青年专业人员系统进修，培养出一大批会计师、统计师、经济师。争取到一九九○年，专业管理人员基本上达到高中、中专以上水平，业务骨干要达到大专以
上水平，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有总会计师，其他多数企业也要有会计师。
（五）要抓紧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引进项目职工的培训。在确定引进设备的同时，就要明确培训要求，制订规划，结合设计、施工、安装、调试等，成建制地组织培训，使培训和各项生产准备工作同步进行，保证顺利投产，充分发挥经济效益。
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上述目标，结合人才需求预测情况，对大型骨干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分别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修订职工教育规划，作为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抓紧落实，并要重视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职工的培训提高
三、实现培训目标的政策和措施
《决定》下达已三年，从全国情况看，《决定》提出的各项要求，很多还没有做到。各级领导要认真检查《决定》的执行情况，找出差距，采取措施，狠抓落实。
（一）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国务院领导同志最近指出：“职工培训，在厂里来讲是头等大事，不能光搞物。现在比较重视物，还没有认识到人，人和物相比，人是头等大事”，“职工培训提出来很久了，但是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各级领导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决策人，一定要从经济
发展的宏观战略上重视智力开发，把职工教育列上重要工作日程，作为提高企业素质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做到生产开发、技术开发、智力开发一起抓，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职工教育部门必须面向生产、面向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要根据企业生
产发展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来办学，把职工培训同提高企业素质紧密联系起来，在经济效益上见实效，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从政策制度上调动办学、教学和学习的积极性。各单位要结合企业整顿和建设“六好企业”，把全员培训工作落到实处。职工教育开展差的，不能评为“六好企业”。要研究适合本单位生产、工作特点的办学形式，从改进劳动组织、劳动制度方面，为职工学习创造条件，如在严
格定员定额的基础上，适当安排培训定员或利用生产间隙进行积累式培训等。
要切实改善职工教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职工培训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企业中职工教师的晋级、调资、奖励和生活福利待遇应同科室技术人员一视同仁，并积极研究解决职工教育专职教师和管理干部的职称问题。要大力表彰优秀的职工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鼓励他们终身从事职工教育
事业。
要建立正规的职工培训、考核制度，认真执行《工人技术考核暂行条例》的规定，职工转正、定级、晋升、改变工种或调换工作岗位都必须经过严格考核。成绩优秀的要给予表扬、奖励。能力过差，又缺乏进取心，在培训后实在不能胜任工作的，干部要调整工作，工人要调离技术岗位
。同时，结合招工制度的改革，坚持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职工，分配工种，并严格实行先培训后上岗。
（三）改善办学条件。职工培训的教学场地严重不足，要列入各地区、各部门的基建计划，使校舍人均面积从现有的0．16平米尽快达到中央规定0．3～0．5平米的要求。企业自留资金应有一定比例用于职工培训。随着专业、技术培训的开展，地区和企业主管局的培训任务越来
越重，要切实保证这方面的事业费开支。现在有的地区按职工人数规定金额，由地方财政给职工教育部门拨款；有的部门用机动财力办学，实报实销；有的地区由主管局牵头，企业自筹资金，联合办学。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办法多渠道地切实解决缺乏职工教育
事业费的困难。职工教育部门要少花钱，多办事，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
目前，企业职工教育专职教师尚缺二十五万人，除从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和各方面支援外，缺额的补充应列入各地区、各部门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计划，争取职工教师的比例从现在的1．8‰尽快达到中央规定3‰至5‰的要求。职工教师的培训提高也要列入教育部门的计划，
全日制高等学校和教师进修学院要承担培训职工教师的任务，有条件的地区、部门还要举办职工师范学院或职工教育学院。要加快教材建设，教育部门和各主管业务部门应迅速组织力量，力争在两三年内把主要专业和技术工种的教材编写出来。
（四）加强领导，改进管理体制。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指出：“职工教育缺乏统一领导，各有关方面的分工不够明确，影响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按照‘加强领导，统一管理，分工负责，通力协作’的原则，改进领导管理体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实践证明，职
工教育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调动各方面力量一起动手，同时要发挥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作用，才能搞好。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指导全国职工教育工作的机关，要认真执行它的任务：“讨论制定职工教育的重大方针、政策、统一规
划，并检查执行情况，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充实加强各级职工（工农）教育管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使之与承担的任务相适应。企业的上级主管业务部门，对这一工作也要有相应的机构或专人管理。企业要结合全面整顿，对现有专职教育干部队伍进行
调整，下决心选调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充实到职工教育战线上来，逐步建立和健全智力开发系统。
1984年4月27日
——论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缺失与补救
耿 辉
一、 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司法比作生产社会公正的产业，那么终审裁判便是最终的产品，而司法程序则是一条“司法正义生产线”，终审裁判的质量如何、司法效率的高低，既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更取决于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和运作的规范性。那么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状况如何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全国法院处理来信来访达9148816件，比当年受理案件总数还多444415件，其中申诉信访6442411件，涉及民事案件的信访又占半数以上；全国法院还受理民事审判监督案件82652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率为30.57% 。[1]我们宿迁市中级法院地处江苏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下辖5个基层法院，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我院自2001年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共处理来信来访3130件，其中，对生效民事裁判申诉和申请再审的593件，占信访总量的19%，投诉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中拖延审理、违法办案的有721件，占信访总量的23%。
现实情况表明，民事裁判的社会公信度较低，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挑战，居高不下的信访和申诉已成为困绕法院工作特别是民事审判工作的最突出、最艰巨的问题。为解决信访和申诉问题，全国四级法院都设立了审判监督庭和处理信访问题的专门机构，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使本已庞大的法官队伍进一步膨胀，并形成中国司法体制的独特现象。当前，随着国家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已溶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公平竞争、确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此背景下，对现行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办法，应成为理论界和司法界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二、 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应该说，随着全国法院系统自80年代末开始的以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的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当事人举证责任、发挥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职责、强调公开审判等一系列改革内容的落实，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益性逐步增强。但是，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很多方面制约了改革的深化。同时由于程序公正的观念远未在审判人员头脑中扎根，在程序工具论的传统观念影响和日益突出的案件压力双重作用下，民事诉讼程序这条“正义生产线”的许多环节在运作中仍遭到省略和扭曲：
（一）基层法院片面追求审判效率，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越来越少，简易程序的适用早已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所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的范围，从我市基层法院的统计情况看，9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简易程序在提高结案效率分方面确有实效，但是，由于程序简化，也带来当事人诉讼权利现实的空间受到压缩的后果。诉辩式庭审方式的推行和法官释明权行使的欠缺，使一些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双低的当事人在仓促之间可能难以采取有效的攻击防御行为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基层法庭为加快案件审理进度而诱导或剥夺被告答辩期限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二）一审民事案件缺席判决的比例大大增加，使裁判公正性打了折扣。当前，由于人口流动性很大，给法院送达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带来很大困难，开庭传票往往交他人代收或采取公告送达，并很少核实当事人不到庭的事由。这其中有不少作为被告的当事人并不知道案件开庭，甚至不知道被起诉。还有一些必须到庭的被告没有到庭的情况下，法院也缺席作出了判决，缺乏对话性的审判当然无法保证公正。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起案件：刘女向某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刘女丈夫张某外出打工，受理该案的基层人民法庭当天直接将起诉状副本与开庭传票送张某父亲签收，并向张某父亲调查了夫妻俩的感情状况，3日后庭审，因张某未能准时到庭，法庭根据刘女的陈述和张某父亲所作“打工以来二人感情不如从前”的证言，判决准予刘女与张某离婚。
（三）庭前准备阶段存在诸多影响公正与效率实现的弊端。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的不变期间，但实际操作过程却常常被违反。更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整理和固定焦点和开示证据的程序，造成了庭审程序的盲目性。因一审中没有充分行使攻击防御行为的当事人，往往等到败诉之后再请律师，收集证据，寄希望于上诉。然而上诉的手续都是由原来的审判庭办理的，一来不计入工作量考核，被视为额外负担，二来基于错案追究的压力，有些法官本就对上诉方心生不满，所以办理上诉手续拖延是常事，一、二个月算正常，有的甚至要超过半年，而这段期间是两级法院案件流程管理之外的空白地带。此外，除非上诉方索要，直到二审开庭法院也很少会主动将对方的答辩状送达，二审同样缺乏完善的庭前准备程序，双方当事人的所有举证和辩论都集中于庭审。
（四）二审大量采取书面审理，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公开于透明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农村群众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极端贫乏，诉讼文书大多词不达意，甚至与其主观意愿大相径庭，诉讼程序的口头化对于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特别是对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有着重大意义。但现行诉讼法对何种情形下适用书面审理没有明晰的规定，上诉案件立案后，是开庭审还是书面审是个未知数，一切由合议庭（实际是主审法官）定夺。笔者在接待信访过程中遇到许多当事人，就是因为二审采取书面审理，造成其收集的证据不能在法庭出示、花高价聘请的律师未出庭替其辩论而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五）仓促的庭审过程限制了当事人意见的表达。近两年不少法院都制定了二审开庭率的指标，强调公开审判，民事二审案件书面审理的比重大幅度降低，但由于二审案件不论难易都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使审判力量无法合理分配，以致有的合议庭一天要安排2-3个案件的庭审。为了赶时间，庭审必须快节奏进行，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常常被法官不耐烦地打断，一些当事人常常因为不能充分发表质辩意见，以致在宣判后尚未拿到裁判文书就申请再审。
（六）作为程序结局的裁判文书制作也不能尽如人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裁判文书对部分案件事实或者重要情节没有表述相应证据；双方对案件事实存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对确认的诉讼证据未进行分析认证；对涉及认证与否的案件，在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时，不讲理或讲理不充分以及对裁判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阐释不足，等等。[2]这样的裁判，不仅很难让当事人从内心信服，其他人看后也会产生疑惑。
（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操控权过大，特别是对证据的取舍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的决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胜败。所以当事人千方百计以非程序化、非法律的方式向主审法官施加影响。比如请吃、送礼、说情，还有的则是在审理过程中就向党委、人大及法院领导信访或向新闻媒介寻求舆论支持，以期引起各方对案件的关注。而且一审法官甚至有关业务庭庭长，为减少“错案”，提升“政绩”也会在案件上诉后到上级法院“公关”。
三、 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缺失的制度原因。
众所周知，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法文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2年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民事诉讼程序法律制度。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于我国诉讼制度起步较晚，而且受前苏联影响较深，民事诉讼制度是按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的“职权主义”模式设计的，审理案件的公正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这里的“事实”是指客观真实，而“法律”则主要指实体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法院，都把诉讼程序视为实现实体目标的工具。民事裁判违反法定程序只有达到可能影响案件实体正确裁判的程度，才会被二审发回重审或提起再审。只要结果正确，哪怕产生结果的过程被省略和扭曲了也并不要紧。但是，民事诉讼涉及的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权争执，所以，西方国家历来重视诉讼程序，强调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主义是其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评价诉讼模式的优劣，首先就要看其是否能保障和体现程序公正。如果一项诉讼程序能够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裁判者处于中立地位，减少个人偏见，并将判决建立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乐意接受的基础上，那么依照该诉讼模式设计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是公正的。[3]以此标准来考量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以发现它存在四大缺陷：
一是破坏了司法的被动性。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有权直接启动案件再审，甚至可以作出不利于上诉方的裁判等等，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诉讼中不尊重当事人意志。由于偏离了中立者的位置，难免与当事人发生冲突和摩擦。《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样一来，一方面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平衡状态，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法官对自己调取的证据先入为主，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冷静地评判证据。
二是破坏了司法的及时性。《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当事人举证期限作出规定，根据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的规定，当事人在二审和再审过程依然可以提供新的证据。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和法院的威信，甚至被一些当事人利用拖延诉讼，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此外，允许以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将案件发回重审，也增加了当事人诉累和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
三是破坏了司法的亲历性。案件审理的个性化特点，要求法官必须亲历案件的审判过程，亲自审查原始证据，亲耳听取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从而对案件事实形成科学的内心确信。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却使审与判发生分离，形成法定的“暗箱操作”。
四是破坏了司法的终局性。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不仅当事人可以在二年内享有事由宽泛的再审请求权，而且本院院长、上级法院、上级检察院亦有权随时启动对生效裁判的再审，再审的次数与审级也没有特别的限制，这样的再审制度直接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使二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终审不终。
四、 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构想
程序公正观念肇端于英国，并为美国所继承和发展。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把程序正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加以类型分类，构筑了体系完整、结构宏伟、思想丰富的正义论，被誉为“目前最佳的正义理论”，因其具有实际意义，获得了人们普遍的接受。《民事诉讼法》颁布十一年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司法对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日益加大，民事诉讼程序设计上的先天缺陷，已导致其无法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现司法公正、高效的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诉讼法必须加以改革，以程序公正为价值追求来重新设计民事诉讼制度已是势所必然。”
经过十多年的理论探讨与司法改革实践，法学界提出了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结构模式，强调诉权的主动性与审判权的被动性，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限制审判权的恣意。认为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基本的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须作出如下调整：废除“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有错必纠原则”和案件请示制度、审判委员会定案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确立法官独立原则、法官中立原则、诉权自治原则，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证据制度和限制严格的再审制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在四个方面予以改革：
一是将当事人举证限定于一审完成，使上诉审主要针对法律问题进行。这是因为上诉制度的目的一般包括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和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两个方面。其中，事实审系针对当事人的利益，只对个案有意义；法律审系针对社会利益，其意义超过了个案范围。在英美法国家，除了少量例外情况外，上诉法院只复审法律问题，而不复审事实问题。[4]上诉程序距离全面事实审查的理念越远，它实现私人目的的能力越弱，相反，当程序以重新审判的方式全面进行复查时，程序所考虑的只是对个案当事人实现公正，几乎不能进行解释法律或指导法律发展的努力。从目前的审判实践看，二审法院在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中，大量精力都消耗在了事实审查方面，不仅加重了法官的负担，而且由于对个案事实的过分关注，造成通过上诉法院裁判以实现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统一的功能弱化，不同法院对同一类法律问题作出的裁判往往尺度不一、差异较大。
二是针对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必须将裁判权集中到少数优秀审判人员手中，其他审判人员作为法官助理承担辅助性工作，在加强一审案件独任审判的同时，二审案件一般也由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独立裁判，对于其审查后难以作出决断的案件再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决。在我国，当事人依法享有当然的上诉权，上诉不受限制，大量的民事案件直接进入二审程序，其中真正属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很少。一方面，由于每个案件必须有三名审判人员参与审理，二审法院为完成繁重的审判任务不得不增加审判人员的职数，并赋予审判员、代理审判员相同的审判权，既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又阻碍了我国法官队伍精英化的实现。另一方面，从传统合议庭的组成及运作情况看，由于法院长期实行“案件承办人”制度，使得合议庭虽然具有立法确立的临时性特征和统一行使审判职权的外形，但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审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言，作为非案件承办人的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弱于案件承办人，甚至还存在着未参加案件庭审的法官在裁判文书上“挂名”为合议庭成员的情况，使合议庭的职能虚无化和合议庭的存在价值形式化。[5]
三是以诉权为本位，强化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限制公权力的恣意。近年我国对审判权的监督可谓种类繁多，不仅有法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还有纪检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但由于监督所固有的事后性和监督者难以受到监督等先天缺陷，尽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效果并不明显。实践证明，缺乏程序限制的审判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真正“温床”，这是任何监督措施都无法根除的。最佳的办法还是采取分权制约，着眼于程序遏止司法腐败。在民事诉讼中，就是扩大诉权、尊重诉权，让诉权划定审判权的范围。比如，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应由法院自行划定、诉讼当事人不能由法院自行追加、非经当事人申请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由法官随意决定、二审是否采取书面审理可由当事人选择等。
四是强化法官程序至上的观念。“徒法不足以自行”，公正的诉讼法律只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体现公正，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已有的程序规定并未得到落实。所以，法律制度改革固然重要，确保法官严格执行程序更应成为法院的首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强化对法官程序理论和程序意识的培训，使每个法官牢固树立程序公正的观念和程序至上的意识，成为程序公正的先锋，时刻保持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决不能随意省略或扭曲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其次，要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对违反程序规范的法官予以严厉的处罚，直至剥夺其审判权。与此同时，应减低对裁判结果正确性的过分苛求，废除错案追究制度。“须知司法是一种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不允许当事人无休止地将案件一遍又一遍地提交给法院。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下的自然现象。在实体上实现完全的公正毕竟是我们人类的能力所不可及的。”[6]第三，强化当庭宣判，把裁判文书质量作为考核法官业务能力的硬指标，努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作为公平与正义载体的判决书，在其中说明理由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判决书应当是内在程序与外在程序的综合体，既要说明诉讼程序进行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要说明法官在事实与结论之间所作的法律推理过程。这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项要求，否则，司法程序缺乏一个完美的结局。[7]
[1]参见《人民司法》2002年第3期第38页。
[2] 参见罗书平：《裁判文书与诉讼证据》刊于2002年第5期《法律适用》
[3] 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20页
[4]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58-165页
[5]参见黄学忠：《审判长选任制度若干问题检讨》
[6]参见贺卫方：《法律职业化的方法基础》刊于2002年4月1日《人民法院报》
[7]参见蒋惠岭：《论司法的程序性与司法改革》刊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
（作者单位：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电话：0527-4366344
邮编223800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国家经委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国家经委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国家经委《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已经国务院领导批准，现转发给你们，望按照执行。
附：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下达后，职工培训进展较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企业办学面已达到70％左右，三分之一的职工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学习。经济部门的干部九百多万，已轮训一半左右，其中
县属以上企业的领导干部已基本轮训一遍，并开始向系统的专业培训方向发展。三千多万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术补课工作已全面铺开，到一九八三年底，累计已有40％左右补课合格，大多数达到了所使用的教学大纲的要求。另外，接受各种类型职工高等教育的有一百多万人，接受各种
类型中等专业教育的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已为企业输送了一批各级各类人才。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有所提高，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完成前几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石化总厂靠智力开发起飞，几年来通过培训，初中以
上文化程度的职工由19．5％上升为71．2％，小学文化程度的由80．5％下降到28．8％，还培养了大、中专和技校毕业生三千多人，促进经济效益逐年提高，五年实现税利二十五亿元，为建厂投资的116％。不少企业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从培训职工人手，促进了产品质量
提高和成本降低，使企业摆脱困境，转亏为盈。
一、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紧迫性
实现企业的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益，归根结底要有一支高水平的职工队伍。特别是当前世界上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更加突出了知识的重要性。前几年职工教育虽然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由于培训工作全面开展的时间不长，以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从全国看，
职工队伍的素质状况同四化建设的需要还很不适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思想方面。一些职工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涣散、纪律松弛、工作消极、损公肥私等不健康现象。据北京市纺织系统对十七万职工的调查，青年工人中先进分子占10％，表现较好的占30％，表现一般的占50％，雇佣思想严重、组织纪律性差的占8％，有不同程度违法乱
纪行为的占2％。
（二）文化、技术水平低。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10％的抽样资料，在工业部门职工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8％（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9％），高中文化程度只占20．4％，大学程度仅占1．6％。全国技术工人中，技术等级在1～3级的占71％，4～6级的占
23％，7～8级的仅占2％。上海市九十四万七千名技术工人，平均技术等级不足三级。这些数字虽按工资等级统计，与实际水平有差别，但总的看，技术水平还是相当低的。
企业领导班子经过调整，素质有了改善，但仍存在文化偏低，缺乏经营管理知识，特别是缺乏现代化管理知识。
（三）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少，知识老化。全民所有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一百二十一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45％。机械系统现有技术人员二十三万，占职工总数的4．3％，比六十年代的7．5％下降3．2％。煤炭、纺织、建材、轻工等行业技术人员不到2％。集体企业中
技术人员更少。科技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专业知识陈旧，外语水平低，不适应技术改造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需要。
专业管理人员素质低、知识老化的问题更突出。北京市三万九千名财务、统计人员，80％未经系统的专业培训，不少人还不会核算成本。
（四）科技人员中，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比例失调。如北京市纺织系统为四点三比一，上海市冶金系统为六点六比一，首钢为九点六比一。一些本应由技术员做的工作，也只得由工程师去做，造成人才浪费。
技术工人中的高、中级技术工人比重太小。生产第一线缺乏骨干力量，一些关键岗位不得不由未经系统技术培训的工人顶岗。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按设计要求，主要技术岗位平均技术等级应为7．3级，目前实际为3．5级。
职工队伍素质差，是影响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江苏省纺织厅与上海市纺织局相比，设备能力大体相同，但产值只是上海的72．4％，利润只有上海的39．5％。除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管理方面等因素外，主要是技术力量差别悬殊，上海纺织局技术人员
占职工总数的3．38％，江苏只占1．09％。
大量事实说明，经济建设要发展，职工教育要先行。为了使我国的企业素质有较大的提高，在经济效益上打开新局面，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加强职工教育的紧迫性，下大决心开发智力，培养人才，并从战略上作出相应的安排。
二、职工培训的目标和要求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最近又说，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有“后劲”，“七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主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智力开发。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职工教育的任务，一方面要普遍提高职工的政治、文
化、技术、业务素质，使之成为合格的当班人；另一方面要从现有职工中培养造就大批专业技术、管理干部。通过职工培训和普通全日制学校输送毕业生，争取到一九九○年，初步形成一支在数量上能够基本满足需要，质量上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专业配套、年龄结构比
较合理的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形成一支以中级技术工人为主体，技术等级结构比较合理，具有较高政治、文化、技术素质的工人队伍，为后十年经济振兴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职工培训要在认真贯彻《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坚持不懈地对职工进行系统政治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文化、技术、业务培训，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搞好领导干部特别是新领导班子成员和优秀中青年后备干部的专业培训。要根据国务院对企业厂长（经理）进行国家统考的决定和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组织他们系统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方针政策、科学管理知识和必要的文化技术知识，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通过调整、
培训和补充后备力量，要求到一九九○年，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厅、局、处以上干部，基本上达到大专水平，小型企业和县专业局领导干部基本上达到中专水平。
（二）继续抓紧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术补课。要在努力提高补课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完成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的任务。同时，要抓好“双补”合格后的巩固提高，及时开展包括中技、中专和高中在内的职工中等教育。通过加强就业前培训和大力开展工人中级技术业务培训
，要求到一九九○年，使工人中实际水平符合中级技术等级标准的比例，逐步提高到50％左右。高级工比例也要有较多增加。
（三）认真培养提高科技人员，进行知识补缺更新的教育。要结合企业采用新技术、研制新产品、引进新设备、推广新的管理方法，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同时根据需要，加速调整和稳步发展职工高等教育，积极举办职工中等专业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后备专业、技术力量
。争取到一九九○年，使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从现在的平均3．45％，提高到5％至10％以上，技术密集行业比例应该更高一些，并有一大批掌握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能从事情报、科研、设计等开发性工作的骨干力量。
（四）加强各类专业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要大力开展各种短期专业培训，并有计划地选送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中青年专业人员系统进修，培养出一大批会计师、统计师、经济师。争取到一九九○年，专业管理人员基本上达到高中、中专以上水平，业务骨干要达到大专以
上水平，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有总会计师，其他多数企业也要有会计师。
（五）要抓紧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引进项目职工的培训。在确定引进设备的同时，就要明确培训要求，制订规划，结合设计、施工、安装、调试等，成建制地组织培训，使培训和各项生产准备工作同步进行，保证顺利投产，充分发挥经济效益。
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上述目标，结合人才需求预测情况，对大型骨干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分别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修订职工教育规划，作为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抓紧落实，并要重视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职工的培训提高
三、实现培训目标的政策和措施
《决定》下达已三年，从全国情况看，《决定》提出的各项要求，很多还没有做到。各级领导要认真检查《决定》的执行情况，找出差距，采取措施，狠抓落实。
（一）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国务院领导同志最近指出：“职工培训，在厂里来讲是头等大事，不能光搞物。现在比较重视物，还没有认识到人，人和物相比，人是头等大事”，“职工培训提出来很久了，但是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各级领导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决策人，一定要从经济
发展的宏观战略上重视智力开发，把职工教育列上重要工作日程，作为提高企业素质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做到生产开发、技术开发、智力开发一起抓，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职工教育部门必须面向生产、面向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要根据企业生
产发展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来办学，把职工培训同提高企业素质紧密联系起来，在经济效益上见实效，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从政策制度上调动办学、教学和学习的积极性。各单位要结合企业整顿和建设“六好企业”，把全员培训工作落到实处。职工教育开展差的，不能评为“六好企业”。要研究适合本单位生产、工作特点的办学形式，从改进劳动组织、劳动制度方面，为职工学习创造条件，如在严
格定员定额的基础上，适当安排培训定员或利用生产间隙进行积累式培训等。
要切实改善职工教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职工培训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企业中职工教师的晋级、调资、奖励和生活福利待遇应同科室技术人员一视同仁，并积极研究解决职工教育专职教师和管理干部的职称问题。要大力表彰优秀的职工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鼓励他们终身从事职工教育
事业。
要建立正规的职工培训、考核制度，认真执行《工人技术考核暂行条例》的规定，职工转正、定级、晋升、改变工种或调换工作岗位都必须经过严格考核。成绩优秀的要给予表扬、奖励。能力过差，又缺乏进取心，在培训后实在不能胜任工作的，干部要调整工作，工人要调离技术岗位
。同时，结合招工制度的改革，坚持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职工，分配工种，并严格实行先培训后上岗。
（三）改善办学条件。职工培训的教学场地严重不足，要列入各地区、各部门的基建计划，使校舍人均面积从现有的0．16平米尽快达到中央规定0．3～0．5平米的要求。企业自留资金应有一定比例用于职工培训。随着专业、技术培训的开展，地区和企业主管局的培训任务越来
越重，要切实保证这方面的事业费开支。现在有的地区按职工人数规定金额，由地方财政给职工教育部门拨款；有的部门用机动财力办学，实报实销；有的地区由主管局牵头，企业自筹资金，联合办学。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办法多渠道地切实解决缺乏职工教育
事业费的困难。职工教育部门要少花钱，多办事，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
目前，企业职工教育专职教师尚缺二十五万人，除从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和各方面支援外，缺额的补充应列入各地区、各部门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计划，争取职工教师的比例从现在的1．8‰尽快达到中央规定3‰至5‰的要求。职工教师的培训提高也要列入教育部门的计划，
全日制高等学校和教师进修学院要承担培训职工教师的任务，有条件的地区、部门还要举办职工师范学院或职工教育学院。要加快教材建设，教育部门和各主管业务部门应迅速组织力量，力争在两三年内把主要专业和技术工种的教材编写出来。
（四）加强领导，改进管理体制。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指出：“职工教育缺乏统一领导，各有关方面的分工不够明确，影响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按照‘加强领导，统一管理，分工负责，通力协作’的原则，改进领导管理体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实践证明，职
工教育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调动各方面力量一起动手，同时要发挥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作用，才能搞好。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指导全国职工教育工作的机关，要认真执行它的任务：“讨论制定职工教育的重大方针、政策、统一规
划，并检查执行情况，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充实加强各级职工（工农）教育管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使之与承担的任务相适应。企业的上级主管业务部门，对这一工作也要有相应的机构或专人管理。企业要结合全面整顿，对现有专职教育干部队伍进行
调整，下决心选调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充实到职工教育战线上来，逐步建立和健全智力开发系统。
1984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