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7月20日辽宁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章 考古调查、发掘
第四章 馆藏文物
第五章 拓印、拍摄和复制文物
第六章 私人收藏文物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全省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
第三条 我省境内地下、内水和海域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类文物。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代表各级人民政府行使对文物的保护、管理权。监督各项文物保护法规的执行。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或指定有关部门和专人负责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审议和解决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各县（自治县、区、市）文物管理所，负责文物保护管理的具体业务工作。
第八条 文物的保护管理、调查研究、保养维修、清理发掘、陈列宣传、征集拣选、收购、奖励等项文物事业经费，由省、市、县（自治县、区、市）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由各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城市园林内文物的维修经费列入该城市的
维护费内。
第九条 各文物机构的预算外收入（罚款除外）用于弥补发展文物事业经费的不足，不抵顶预算拨款，免征所得税。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条 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国家、省、市、县（自治县、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县（自治县、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同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报请该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报国务院备案。省可将其中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向国家推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分布又比较集中的古遗址群、古墓葬群、古建筑群和纪念建筑群可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区。
对尚未公布，由县以上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点，各级人民政府及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妥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变卖。
第十一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区，应由所在市、县（自治县、区、市）人民政府负责保护管理，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作出标志说明（包括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保护管理。没有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的文
物保护单位，由使用单位或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门负责保护，成立群众性保护小组或聘请文物保护员。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分别由该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发给聘请书和文物保护检查证，有权查禁危害文物的违法行为。
第十二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在公布保护单位的同时予以公布，并报上一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必须征用土地，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如有特殊需要，必须报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要有安全、消防设施，严禁存放易燃品、易爆炸品、放射性物质以及有毒和有腐蚀性的物品。应加强对火源、电源的管理，严禁开山、采石、取土、毁林、伐树、开荒等一切危害文物安全的活动。
第十四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进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有关规定的建设。对现有不合规定的建筑，应区别情况加以改造，使其符合文物保护的要求。对其中有碍文物安全的建筑物，应限期搬迁、拆除。如因特殊需要，必须修建新建筑物时，其形
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应与文物保护单位周围气氛相协调。其设计方案，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需经该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应事先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会同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他文物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在进行选址和工程设计时，应尽量避开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如必须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事先会同该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确定保护措施，列入设计任务书。
第十七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迁移或拆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三条执行。经批准迁移或拆除的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指定文物机构在拆迁以前做好详细记录、测绘、登记、照像，并归入资料档案。拆除的建筑材料交文物机构，用于古建筑等维修
；建筑构件和艺术品由文物机构妥善保存。迁移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新址要按原状恢复修建。
第十八条 核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和石刻等（包括建筑物和附属物），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要严格执行古建筑修缮工程技术规范，其维修方案、设计和施工说明，其工程计划和技术设
计均应报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要报请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须作其他
用途，应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并报请国务院批准。
城建、园林、旅游、宗教、林业、文化（文物）等部门应共同做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的文物保护工作。
经批准使用文物保护单位的部门，要与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保护文物协议书，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保养和维修，严禁损毁、改建、增建或者拆除，对已被占用的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等，经审查，凡有损文物安全或存在其它隐患的
，必须限期迁出，所需一切费用由占用单位或其上级领导机关负责。
第二十条 对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要全面规划，加强保护和管理。在建设中必须保持古城的特有风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乱占、乱建、乱拆、乱挖。在重点保护区域，不得新建影响文物风貌的建筑。
对尚未公布而本身又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纪念意义和民族特色的城镇进行规划建设时，应征求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意见，注意保持文物风貌，认真加以保护，对该城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庄园、会馆、民居、街道、衙署及其他纪念建筑物也要注意保留。
第三章 考古调查、发掘
第二十一条 在我省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执行，并事先征得我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请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古遗址、古墓葬因有自然破坏的危险或建设工期紧迫，急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安排、组织力量进行，同时向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补报审批手续。抢救性发掘的范围，仅限于坍塌暴露或短期内有受破坏危险的部分，不得扩大。
考古发掘单位要及时地将所有出土文物分类开列清单报送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出土文物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文物机构收藏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留用。
第二十三条 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有关审批部门及建设单位要事先会同省或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调查或者勘探工作，发现文物应当共同商定处理办法，意见分歧时，报请省人民政府裁决。
第二十四条 除考古发掘单位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施工或动土中发现文物，均须立即停工或局部停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告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所有出土的各类文物，一律交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不得隐匿或损坏。
第四章 馆藏文物
第二十五条 全民所有的各级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管理所、文化馆和其它文物收藏单位的各类文物藏品，严禁出卖和对外馈赠。
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应报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报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调用本省各地文物。与省外文物的调拨、交换和文物出省展览，须经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
，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报请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各文物收藏单位必须建立健全严格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文物藏品要有固定的库房，做到防火、防盗、防腐蚀、防虫蛀、防损坏，确保文物安全。
凡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藏品和其它珍贵文物藏品，必须重点保管。不具备收藏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条件的单位，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文物机构代为保管。
第五章 拓印、拍摄和复制文物
第二十七条 省内的石刻拓印，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文物机构负责，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拓印。向国外提供和出售拓片，仅限于经国家或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文物机构统一经营，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提供或出售。
第二十八条 凡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各级博物馆的陈列品允许拍摄，但不准许全面系统地拍摄，也不准将文物从陈列柜中提出拍摄。少数不宜拍摄的珍贵文物，应树立“请勿照相”的标志，非经省和国家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许外国人在非开放地区和考古发掘现场考
察和拍摄文物。
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同我国合作出版文物书刊，或拍摄文物专题电视、电影，以及国内电视、电影制片单位，需要拍摄文物场景和文物，都必须事先提出出版或制片计划，经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文物保管机构始得接待，并须签订协议，核收费用。在拍摄过程中，
严格遵守保护文物的各项规定，确保文物安全。
第二十九条 文物的复制，由省、市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复制。复制的文物必须标明单位、年份、复制品编号。国家一级文物藏品的复制，必须报请省和国家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一级文物和其他珍贵文物的复制、临摹和拍摄，必须采取特殊措施，确保文物安全。
第六章 私人收藏文物
第三十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文物机构征集、收购，其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经营文物收购业务。严禁倒卖文物，严禁将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
第三十一条 文物市场由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海关、工商等部门进行管理，依法没收的文物交给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二条 拣选文物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文物出口，个人携带、邮寄文物出境，都必须事先向海关申报，经省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文物鉴定机构鉴定，发给许可出口的凭证，从指定的口岸出境。经鉴定不准出口的文物，由指定的文物机构征购。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四条 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各款要求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分别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物质鼓励。
第三十五条 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所列的行为，应给予行政处罚外，对有下列行为的，也应给予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
（一）因过失或失职造成的文物破坏或丢失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给予责任者以行政处分，并追究领导者责任；
（二）未经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非法出售复制文物或者石刻拓片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罚款，并没收其全部文物复制品和石刻拓片和非法所得；
（三）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堆放物资，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排放有害气体污染环境，损坏消防设施、移动文物保护标志、违害文物安全的，由文物管理部门会同公安、环保部门给予警告或罚款，并责令限期治理。有污损刻划、踏骑文物古迹等行为不听劝阻的，根据情节轻
重，由文化（文物）管理部门会同公安、园林等部门予以罚款；
（四）未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私自经营文物购销业务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罚款，同时没收其文物和非法所得；
（五）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罚款，并没收其文物和非法所得；
（六）在生产建设中不执行本办法规定，强行施工，造成文物破坏的；妨碍文物保护人员执行文物保护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触犯刑律者，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1986年9月1日起生效。我省其它有关文物保护管理的规定，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86年7月20日
内容摘要：公司集团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由ICC国际仲裁院创立，目的在于实现仲裁协议效力对非签字方的扩张。“公司集团理论”对于传统的仲裁第三人理论的突破似乎在于其授权仲裁庭在非签字方已实质性参与合同订立或履行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非签字方已默示同意接受仲裁条款，不过这与广为接受的仲裁法基本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实践中也引发诸多质疑。本文尝试分析公司集团理论的起源与实质，并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在国际仲裁中易受公司集团理论影响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提出风险防范的建议。
关键词：公司集团；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非签字方；实质性参与；商人习惯法。
“公司集团理论”的由来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的“公司集团理论”(The Group of Companies Doctrine) 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它一般是指：几个关联公司构成公司集团, 该公司集团中的某个成员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 而其他成员虽然未签署该合同, 但基于某些原因以某种方式实质性地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或终止,从而在这些成员公司间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实体”, 这些行为和事实表明非签字方成员公司默示同意了受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 从而使同一公司集团内一成员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作为非签字方的其他成员公司也同样适用。 很显然, 适用“公司集团理论”的目的在于实现仲裁协议效力对非签字方的扩张。
实践中，“公司集团理论”可能在以下情况中被涉及：1. 某公司（或自然人）拥有或控制若干子公司（甚至孙公司），该公司与合同相对方签订有仲裁协议。那么这些子公司是否可在上述仲裁协议下单独（或与母公司共同）申请仲裁或被申请仲裁？2. 仲裁协议由子公司签订，那么合同相对方能否在仲裁程序中将母公司列为被申请人或共同被申请人？或者母公司能否直接以申请人身份启动仲裁程序？3. 某公司与合同相对方签订有仲裁协议，那么与其同属一个集团的其它姊妹公司能否加入到仲裁程序中来？
“公司集团理论”是国际商会仲裁院( The ICC Court of Arbitration)在著名的“Dow Chemical v. Isover Saint Gobain案” (以下简称“Dow Chemical案”) 中首次提出的。该案中，美国Dow Chemical公司在法国和瑞士分别设有子公司, 法国Isover Saint Gobain公司与Dow Chemical的瑞士子公司签订了包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纠纷发生后, 除签订仲裁协议的Dow Chemical瑞士子公司申请仲裁外, 作为母公司的Dow Chemical公司以及Dow Chemical的法国子公司也一同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出了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提出抗辩，认为美国Dow Chemical公司及其法国子公司并不具备仲裁当事人资格, 因为两公司不是仲裁协议的签字方。
该案仲裁庭面临的问题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可以约束同一集团内部虽然没有签字，但已参与该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其它公司？仲裁庭考虑了母公司在该合同履行中的角色、各方的真实意图、以及母公司对于可能的争议的关注。最终，仲裁庭认为其对包括Dow Chemical公司及其瑞士子公司、法国子公司在内的所有当事人均有管辖权。理由是, 本案中作为母公司的Dow Chemical公司拥有并实施了对其子公司的绝对控制，并且参与了涉案合同的履行。Dow Chemical公司实际上处于公司集团内合同关系的中心，而法国子公司也实质性的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缔结、履行及解除，从而也在事实上成为合同及仲裁条款的当事人。
在“Dow Chemical案”仲裁庭看来，Dow Chemical公司及其子公司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实体”(a group of companies constitute one and the same economic reality)，这种情形下该公司集团一成员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也约束同一集团的其他非签字方成员。值得注意的是，“Dow Chemical案”仲裁庭并没有摒弃对当事人合意的要求，相反，仲裁庭承认双方的合意是仲裁的前提，同时认为“公司集团理论”的适用符合双方的合意。
从“Dow Chemical案”仲裁庭的表述来看，仲裁协议签字方与非签字方属于同一公司集团、具有关联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公司集团内某一成员方所签仲裁协议的效力当然地向非签字方成员扩张, “公司集团理论”之所以得以适用, 更为重要的事实在于同一公司集团内的仲裁协议非签字方成员实质性地地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缔结、履行或终止，而且这种实质性参与合同的行为足已表明非签字方成员已默示同意接受合同所含仲裁条款的约束。
“公司集团理论”的实质
根据传统的仲裁法理论，仲裁庭的管辖权来自且仅来自于仲裁协议，而仲裁协议仅在当事方之间有效。非经其同意，未签署仲裁协议的第三方不受其约束(Parties can only be bound to an arbitration clause if they intended to be bound)。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eelworkers v. Warrior & Gulf Navigation Co.一案中指出：“仲裁乃是一种合同行为，非经其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要求将争议提交仲裁 (arbitration is a matter of contract and a party cannot be required to submit to arbitration any dispute which he has not agreed so to submit)。”在我国，仲裁法要求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仲裁协议，且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因此在中国仲裁法下，不存在当事人被推定默示接受仲裁协议的可能。
在美国，当缺少仲裁协议时，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判断其是否已默示同意受仲裁协议（to deduce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the presence of implied consent）。一般情况下，只有实质性的参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substantial involvement in the negotiation or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才会被认定为构成对仲裁协议的默示接受。在美国，合意原则只存在以下几种例外情形：１. 合同并入(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即一个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被并入到另一个不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中；2. 假定(assumption)，即如果一方当事人已通过其行为表明其愿意仲裁的意图，而且另一方当事人已对其行为产生依赖，则该当事人必须接受仲裁方式；3. 代理(agency)，即被代理人应受代理人签署的仲裁协议的约束；4. 刺破公司面纱(veil piercing)，即在特定情况下可令作为非签字方的母公司直接受仲裁协议约束；5. 衡平法上的禁止反言(Equitable Estoppel)，此情形针对的是从合同中获利但却企图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免除责任的非签字方。不少学者将“公司集团理论”视为在上述5种例外情形之外的一种新的例外情形。
在笔者看来，如果“公司集团理论”对于传统的仲裁第三人理论有所突破的话，其意义必定在于其授权仲裁庭在非签字方已实质性参与合同订立或履行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非签字方已默示同意接受仲裁条款。相反，如果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仲裁庭仍必须在个案基础上对当事人的合意作深入分析和评估，以便得出当事人已默示同意接受仲裁条款的结论，则所谓“公司集团理论”又有何存在的必要呢？
然而，从“公司集团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仲裁庭明确提出“非签字方实质性参与合同即等同于默示接受合同仲裁条款”的观点。可见，主流观点仍然承认非签字方实质性参与合同的事实并不直接等于非签字方默示同意接受合同仲裁条款约束，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仍取决于所有当事人特别是非签字方的同意。既然如此，不能不令人对“公司集团理论”本身产生质疑。
对“公司集团理论”的质疑
“公司集团理论”出现在法国并非是偶然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仲裁庭和法院就认为国际商事仲裁条款不仅独立于主合同还独立于一国国内法律体系, 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仅受国际公共政策(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的限制, 在此限制下仲裁条款仅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和当事人协议。 在前述“Dow Chemical案”中，仲裁庭认为，由于当事人没有明示选择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仲裁庭因此没有必要适用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赋予仲裁庭本身有权决定就仲裁条款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或国际商会先例, 包括“公司集团理论”。
仲裁庭的上述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首先，仲裁协议作为合同的一种，为何可以不适用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原则已被各国广为接受，但从逻辑上讲，基于仲裁协议的独立性，我们只能得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可以不同于合同准据法”的结论，而无法得出“仲裁条款不适用任何国家法律”的结论。在英国，如果主合同中包含明确的法律选择(Choice of law)，但仲裁协议本身未包含单独的法律选择，则一般推定适用于主合同的法律同时适用于仲裁协议。这一原则在2002年的Sonatrach Petroleum Corporation (BVI) v. Ferrell International Ltd. 一案中得到英国法院的重申。在另外一些国家，法院或仲裁庭则将仲裁所在地的法律作为适用于仲裁协议的适当法律。如在比利时Matermaco v. PPM Cranes 案中，仲裁地比利时的法律被适用于可仲裁性问题，尽管当事人选择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法律适用于基础合同。 而在中国，根据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其次，从措辞上看，国际商会仲裁现行规则只允许仲裁庭就争议的实体问题适用相关的国际贸易惯例 ，而并未涉及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仲裁协议的适用但选择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时, 该规则并未授权仲裁庭可以放弃传统对冲突规则的援引而直接适用其所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 包括适用含国际贸易惯例在内的商人习惯法( lex mercatoria) 来处理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问题。
第三， “公司集团理论”构成商人习惯法( lex mercatoria)吗？笔者认为，目前“公司集团理论”尚在发展, 多数国家也并未对其明确承认, 这种情况下就断定“公司集团理论”已构成商人习惯法( lex mercatoria)或者国际贸易惯例未免为时尚早。实际上，“公司集团理论”远没有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即使在其诞生地法国，有证据表明法国法院似乎也在修正他们长期以来的做法。例如, 在“SNCFT v. Voith案”中, 巴黎上诉法院通过强调仲裁条款非签字方同意受该仲裁条款约束的事实而非依据“公司集团理论”最终确定仲裁协议对非签字方的效力。 而仲裁大国英国一直以来都是质疑并拒绝承认“公司集团理论”的。在Peterson Farms Inc v. C&M Farming Ltd案 中，Langley J法官明确反对该案中ICC仲裁庭将“公司集团理论”确定为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做法，并且认为英国法才是合同及仲裁条款的准据法，而英国法中并不存在所谓“公司集团理论”。因此仲裁庭对C&M公司集团的其他非签字方成员不具有管辖权, 不能就其损失赔偿进行仲裁。
公司集团理论与中国公司法律风险防范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已不再是外国企业的专利。尤其是最近十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以笔者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某国有进出口企业集团来说，就经常发生在进口业务中将信用证的开立交给集团内另一姊妹公司办理，而在出口业务中又将货物的交付交由集团内另一姊妹公司履行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非签字方的姊妹公司，甚至是集团总公司会不会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卷入到一场仲裁程序中？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应该如何防范“公司集团理论”带来的风险呢？
首先，对于那些意图避免“公司集团理论”适用的当事人而言，最好的方法最莫过于在订立仲裁协议之初即明确约定针对仲裁协议本身的法律适用。在当事人已就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即使是ICC仲裁庭，也不可能无视这一约定，而去像Dow Chemical 一案中那样去“探寻当事人在仲裁条款的存在及其效力问题上的共同意思”。当然，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协议的适用法时，应避免美国、法国、巴西、土耳其等少数几个接受或者曾经尝试接受“公司集团理论”的国家。
其次，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明确约定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大多数情况下会是这样），则应考虑避免或谨慎选择ICC国际商会仲裁。
另外，在选择仲裁地点（会影响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时，也应考虑避免或谨慎选择美国、法国、巴西、土耳其等国家。
作者： 蔡滢炜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海事海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