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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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行政公署


阿署发〔2008〕42号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阿拉善盟地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旗人民政府，行署各委、办、局，阿拉善经济开发区，各大企业：
　　现将《阿拉善盟地名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阿拉善盟地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地名管理，实现地名标准化和地名译写规范化，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管理规定》，结合我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是指具有指位功能的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名称，包括：
　　（一）行政区划名称
　　1、盟、旗、苏木（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等。
　　2、工业区、开发区、示范区、试验区、农场、林场、牧场、盐场、油田、矿山、口岸等。
　　3、城镇内的街、路、巷、胡同，广场、住宅区等。
　　（二）交通所用名称
　　机场、铁路（线、站）、公路（路、站）、桥梁、隧道、涵洞、渡口等。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1、山脉、山峰、山沟、山洞、隘口；
　　2、河流、湖泊、滩涂、泉、井；
　　3、高原、平原、沙漠、草原、丘陵、戈壁、湿地、森林；
　　（四）水利设施名称
　　水库、灌渠、水闸、河堤、水电站。
　　（五）风景名胜名称
　　公园、生态园、自然保护区、旅游景点、名胜古迹、纪念地等。
　　（六）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
　　综合性办公（写字）楼、大型建筑物、厂、台、站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盟、旗行政区域内各类地名的命名、更名，地名书籍的编辑出版，地图上地名的使用，地名档案的管理，标准地名标志的设置，城市地名规划，地名信息网和地名电子查询系统的建设，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开展。
　　第四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地名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进行统一管理，业务受上级地名管理机构的指导。其工作职责：
　　（一）宣传贯彻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地名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二）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地名管理规章，地名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名的命名、更名的申报审批。
　　（四）负责标准地名标志的设置，管理和维护。
　　（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名的普查、资料的收集与更新。
　　（六）负责各种地名资料、地名书刊、地名信息的编撰，行政区划图及相关地图的地名审核。
　　（七）负责地名信息系统和地名电子查询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开展地名信息化服务。
　　（八）负责地名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定、归档和管理。
　　（九）负责对各类地名标牌（牌匾）的用字、规范的监督和对错误的纠正。
　　（十）组织开展地名科学的研究和负责成果的公布。
　　（十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名工作的奖励和惩处。
　　第五条　各级政府的发改委、民族宗教、公安、财政、国土资源、建设、交通、工商、质检、通信管理等部门应按各自职责，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地名管理工作。
　　第六条　地名管理要从历史和现状出发，对群众约定俗成，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地名要保持相对的稳定。重新命名、更名的地名必须按照本办法制定的原则和审批程序呈报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
　　第七条　地名管理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二章 地名命名、更名及其审批权限与程序

　　第八条　地名命名应遵循的规定：
　　（一）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民族团结。
　　（二）符合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管理规定》的要求。
　　（三）一般不用人名和外国人名、地名命名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
　　（四）符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要求，正确体现当地历史、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特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和群众意愿。
　　（五）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不得仅用专名作地名或者同一地名中使用两个通名或专名。
　　1、新建城镇道路使用的通名，一般应当符合下列规定：道路红线为40米以上称为街（大街）；道路红线为30至40（不含40）米称为路（大路）；道路红线为22至30（不含30）米称为道（大道）；其它街坊、小区的区间道路可以称为巷。
　　2、新建住宅区：使用别墅、山庄做通名的，占地面积应当在1万平方米以上，以2－3层楼为主，配有园林景观、休闲亭台、容积率合理、居住相对独立、环境良好的住宅群。使用小区、街坊、城、花园、村等通名的住宅区，占地面积应当在2万平方米以上，且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配套有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公共设施的聚居地；大型小区、城、花园也可以分区称谓。前款规定以外的其它住宅区可以称园、苑、公寓等。
　　（六）一个行政区域内的重要城镇名称，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以及各类大型建筑、广场、住宅区、道路等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谐音。
　　（七）山脉、河流、沙漠、草原、森林等自然地理实体和重要历史遗迹跨出本行政区域的，不以其名称作为行政区域专名，不以大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小的行政单位名称。
　　（八）城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农牧区嘎查（村）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名称，其专名应与驻地标准地名统一。
　　（九）新建的居民地、城镇街道、大型建筑、重要台、场、站等必须在施工前按审批程序确定名称。
　　（十）地名用字要使用规范的汉字，少数民族语言地名译写一定要规范、准确，避免使用生僻字、同义字、自造字和易产生歧义的字。
　　（十一）一地一名，名实相符。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应当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和用字。
　　第九条　地名更名应遵循的规定：
　　（一）凡有损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带有民族歧视性质和妨碍民族团结的，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性质和庸俗低下的，以及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必须更名。
　　（二）不符合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地名，在征得有关方面和当地群众同意后予以更名。
　　（三）因行政区划变更、城乡建设改造等原因造成地理实体的位置、范围发生变化，原有名称失去存在价值的要更名。
　　（四）原有道路的起止点、走向或者指位功能发生变化的需要更名。
　　（五）因产权所有人提出申请或实行地名有偿冠名需要变更的名称，可以更名。
　　第十条　地名命名、更名的申报、审批程序：
　　（一）旗行政区划名称的调整命名，由盟行政公署提出意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苏木镇行政区划的调整命名，由所在地旗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盟行政公署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街道办事处名称的命名，由所在地旗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盟行政公署批准；嘎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名称的命名，由所在地的苏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报旗人民政府批准。
　　（二）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更名：涉及我盟及相邻盟市的，由盟行政公署商相邻盟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提出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涉及两个以上旗的，由相关旗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盟行政公署审批；旗以内的，由相关部门提出意见，报旗人民政府审批。
　　（三）城市街道、桥梁、隧道、广场、公园、开发区等重要建筑物的命名、更名，由规划、建设部门提出意见，经民政部门审核后，报所在地管辖的旗以上人民政府审批。
　　（四）专业单位管理的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设施、水利电力设施、农林牧渔场、风景名胜等由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征求所在地旗以上民政部门同意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五）地名的命名、更名应写出文字报告，将命名、更名的理由及拟废止的旧名、拟采用的新名的含义、来源等一并加以说明，按规定程序办理。
　　（六）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命名、更名的地名名称均属无效地名，不得在公开场合使用和宣传。
　　第十一条　凡因行政区划调整、城乡建设改造、自然变化等原因，使原地名所指实体消失或当地已废弃不用的地名，应按规定程序进行注销，并予以公告。

　　第三章 地名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二条　凡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并经旗以上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旗以上民政部门应将批准的标准地名在60日内向社会公布并推广使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标准地名。
　　第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新闻单位和民间组织，在文件、公告、印信、广播、影视、新闻、报刊、教材、广告、牌匾、商标、地图、网站、出版物以及开展地名信息化服务中必须使用标准地名。
　　第十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编撰本行政区域的标准地名出版物；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编撰本系统标准地名出版物。
　　第十六条　标准地名的书写应当使用国家公布的规范汉字。
　　第十七条　少数民族语地名译写，以国家公布的《少数民族语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作为统一规范。
　　第十八条　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按国家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写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拼写。
　　第十九条　盟内的地名以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用汉语译写蒙古语地名，以蒙古语标准音为基础，蒙文辞书的注音为主。用蒙古文字书面语与口语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音译。对现行蒙古语地名译音失真，习惯沿用较长的汉字名称不再更改，也不调整用字。
　　第二十条　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使用地名时，应以民政部门编辑出版的地名书籍为准。
　　第二十一条　经旗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对本辖区内的道路、广场、公园、重要建筑、居民区、桥梁、隧道、水利等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可以实行有偿冠名。
　　第二十二条　地名有偿冠名的实施办法，由各旗人民政府具体规定。

　　第四章　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责成有关部门和单位，在行政区域界位、城镇的街路巷、楼院、居民区、广场、苏木乡镇所在地、嘎查（建制村）、自然村、纪念地、风景区、桥梁、隧道、车站、机场以及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等地方设立地名标志。
　　第二十四条　地名标志的内容、规格、设置、材料等要执行国家标准和自治区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地名标志牌上的地名，必须是标准地名，并按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书写规范的汉字、蒙文和汉语拼音。
　　下列地名标志应当在规定的位置设置：
　　（一）路名标志要在城市道路的起止点及交叉处设置，相邻交叉处距离较长的，在中间增设路名标志；
　　（二）沿街门牌要设置在门右侧墙上，距地面2米处；
　　（三）楼牌要设置在楼山墙两侧、距地面4米处。
　　前款规定以外的地名标志，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在适当、明显的位置设置。
　　第二十五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管理与分工：城镇街道的路牌、街巷、楼门牌由民政部门负责或委托相关部门负责实施；公路、铁路、机场、车站、广场、住宅小区、重要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自然保护区等分别由各主管部门负责；苏木镇政府驻地、嘎查村及其道路由苏木镇人民政府负责。
　　第二十六条　各专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地名标志由其设置单位负责管理，并接受同级民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地名标志设置完成后由同级民政部门负责验收。
　　第二十七条　城乡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所需经费由当地政府解决，各专业部门设置的地名标志，所需经费由各专业部门解决。
　　第二十八条　地名标志上登载广告，必须征得民政部门同意后，可登载公益性和健康的商业广告。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名标志的义务，不得对地名标志擅自移动、涂改、损坏、玷污和遮挡。建设单位在施工中需要移动地名标志时，应事先向主管部门或旗级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负责修复或重新设置。

　

　第五章　地名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三十条 地名档案由旗以上民政部门设档案室，配专人集中统一管理。
　　第三十一条　地名档案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全国地名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档案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收集、整理、鉴定、分类保管本单位的地名档案，并监管与档案有关的地名资料，贯彻执行保管规定，严守国家机密，维护地名档案的完整、安全。
　　第三十三条　各旗民政部门管理的地名档案资料应当录入地名数据库，也可以建立地名网站，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四条 对有下列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盟、旗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在地名规划、地名管理、地名信息化服务中成绩突出的。
　　（二）在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中成绩突出的。
　　（三）在执行地名管理法律、法规、规章中有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 ，由盟、旗民政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所使用地名不是标准地名的，向其发出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组织人员代为改正，其费用由地名使用单位或个人承担。
　　（二）未按规定书写地名标志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上级民政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并组织人员代为改正，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地名标志设置相关单位承担。
　　（三）对未经批准，擅自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的，责令其停止使用。
　　（四）对擅自移动、涂改、损坏、玷污和遮挡地名标志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如不按要求恢复原状的，可组织人员代为恢复原状。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承担。
　　（五）对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出版地名图书、资料、音像制品的，责令其停止出版和发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旗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各级民政部门监督施行。施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由阿盟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反思《劳动合同法》的两大缺陷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本文是根据王思鲁律师应邀出席面向企业管理者以及从政人员的金牙大状法治论坛时所作的系列演讲之一整理而成
【金玉良言】 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真正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立法应该是董保华教授所说的“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而非以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来弥补执法不严的现实缺陷。
【金玉良言】 《劳动合同法》与中国现实国情的严重脱节，使得企业严格守法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置之不理”，无异于“坐以待毙”。惟有以积极的心态以及正确的方式应对《劳动合同法》生效带来的法律风险，才能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前言
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 2007年6月29日，历经四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其神秘面纱终于在这一天被揭开。
颁布伊始，《劳动合同法》因其“向劳动者一边倒”的立法取向赢得了鲜花与掌声。正如该法的立法宗旨所言：“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似乎预示着劳动者春天的到来，但是，用人单位的一系列举措却使《劳动合同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诉求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二、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
深圳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面对劳动合同关于连续工作满十年、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企业即必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华为不得不斥资十亿，以“赎回”本属于自己的用工自主权。而紧随华为其后，家乐福超市、中原地产、剑南春酒厂等企业均赶在《劳动合同法》正式生效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尽管这些企业事后大多都否认其进行人事调整是为规避《劳动合同法》，但是，正如某些学者所预言，“企业大规模反击《劳动合同法》的法律战争”已经悄然展开。
不过，在国内，像华为此类有力“反击”的企业毕竟尚属少数。据有关报道指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已经触发了多米诺效应，在珠三角，上千家鞋厂业已倒闭，万余港企也即将面临关闭的尴尬局面。”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言：“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就此看来，《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则不啻为立法的一次“败笔”。其实，早在当时的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大会上，代表54家企业，拥有26万职工的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就曾扬言：“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既然如此，看似“深得民心”实则“众叛亲离”的《劳动合同法》又如何得以面世呢？
其实，在《劳动合同法》即将颁布之际，恰逢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对于弱势群体的恻隐之心以及由来已久的仇富心理，在这个事件中找到了一个聚合点。因此，由于贫富悬殊导致的不满情绪急剧升温，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宣泄的一个极佳缺口。
我们的立法者为了“平息民愤，安抚民心”，因此便出台了这么一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合同法》。或许立法者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良苦用心”在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时，则注定了《劳动合同法》的“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
缺陷一：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的失衡
事件回溯
2004年11月14日，在全国第六届高级人才洽谈会上，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刘志刚，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以下简称郑州航院）的招聘人员谎称自己是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将于2005年7月毕业，并提交了其编造的个人简历。该学院信以为真，为能让刘志刚毕业后到学院工作，郑州航院决定让其毕业前即可上班。
2004年12月份，刘志刚到郑州航院上班，学院按博士生待遇支付给刘志刚4万元安家费，三个月工资6000元，并分配120平方米住房一套。刘志刚上班后，多次以自己是北大博士为由，要求提高待遇，不断和学院提出需要配置电脑、打印机和科研启动资金等要求。郑州航院经向北京大学查询，发现刘志刚并未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
2005年2月2日，被告人刘志刚再次向该学院要求上述待遇时，被该学院保卫处抓获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追回40630元及分配给刘志刚的住房一套，已发还被骗单位。
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认定刘志刚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责令退赔被害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损失5370元。
一审宣判后，刘志刚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作出裁定，驳回了一审被告人刘志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参见“虚报文凭构成诈骗罪 ‘北大博士’刘志刚终审诉”
http://news.tom.com/1002/200507192315617.html）
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中国）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他们（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
由此看来，中国人“诚信缺失”似乎“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置身于“道德滑坡”的时代语境，习惯了“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尽管有“重建诚信”诸如此类口号的渲染，但是，无法否认，诚信，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确实，当今中国正在面临这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血汗工厂、黑煤矿、黑砖窑等被媒体相继曝光，在利益面前，人性的迷失似乎已经逾越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对于奸商的“泯灭人性”，社会情绪愤慨至极点，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立法者便被社会情感所主宰而致“一叶障目”。
纵观《劳动合同法》，我们不难发现，条文背后似乎隐含着这么一种假设：所有的劳动者均是“勤劳”、“善良”的，而所有的企业则均是“无良”、“黑心”的。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使得立法者错误地将劳资冲突作为立法的现实蓝本，在放大不法企业“唯利是图”一面的同时，却对诸如刘志刚此类劳动者的“卑劣行经”视而不见。长期浸淫于“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一自我优越感之中。立法者们完全无视人类天性中怠惰的一面，反而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助长了劳动者“不劳而获”的品性。立法者对于人性的怀疑似乎仅仅及于企业家们，他们完全忽略了在设计法律制度时，应将每一个人均视为无赖这一立法准则。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倾斜保护”作为劳动立法的导向无可厚非。但是，若错误放大“劳资冲突”的实际影响，对现实国情置之不理，则必然会陷入这样的立法逻辑的泥潭：
劳动者与企业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极端对立状态，为了消弭“实然”状态下企业对劳动者的优势地位，则必须在“应然”的规范条文上，在全面保障、扩大劳动者“择业自由”的同时，又强行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严格限制企业解雇的权利。但是，如此一来则是“矫枉过正”。一方面，劳动者存在于条文之上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全面切实的保障尚属疑问，而反观企业一方，其早已因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空间受到“致命”压缩呈现出“反弹”态势。
如此一部《劳动合同法》，仅仅是以规范状态下劳动者“压制”企业呈现的权利格局失衡，取代原先现实状态下企业“凌驾”劳动者导致的力量对比差距。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度语境当中，法律并非平衡社会利益的利器，而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专政的工具。如此看来，劳动合同法非但不能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而使其转化成为“伙伴关系”，而且，该法的出台，极有可能使得劳资冲突愈演愈烈。
缺陷二：加强对企业的行政管制，无视执法不严的“硬伤”
事件回溯
2003年10月27日，新华社播发《总理为农民追工钱》一稿，对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途中，为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追讨工钱一事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云阳县已经勒令建筑商兑付了近10名农民工被拖欠的3.64万元工钱。
据云阳县委书记王显刚介绍，在温家宝总理询问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被拖欠工钱的情况后，当晚7时30分，云阳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查明拖欠工钱的是云阳利升建筑公司，当即责成这家公司负责人将拖欠的2240元工钱连夜送到村民熊德明家中。
云阳利升建筑公司于2001年8月经公开招标承建了云阳新县城广场阶梯第二标段工程，标的额70多万元。2002年底，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云阳县新城管委会为其结算了工程款，但利升建筑公司却拖欠近10名农民工3.64万元工钱。截至29日，这家公司已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全部兑付。
重庆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也从29日起，开始为期100天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专项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使用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施工企业、其他工业企业和餐饮、商场、宾馆等服务行业。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和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
（参见“总理为农民追工钱后续：云阳全面清理拖欠工钱行为”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3-10/30/content_1123436.htm）
麦迪逊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一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对政府的首要控制乃是依赖人民，但经验早已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
这个世界没有神，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但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长期缺失，深受“官本位”思想“毒害”的国度，“由人民控制政府”似乎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既然“由人民控制政府”没有现实土壤，那么，辅助防御（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成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唯一方式。
没有节制的权力是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失衡的同时，也衍生出这么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在《劳动合同法》关于“法律责任”的16条条款中，共有13条半是针对用人单位的，如此“安排”，除直观上感受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导向”之外，由于权利格局失衡导致的权力膨胀则鲜为人所关注。
在《劳动合同法》的体制框架下，企业的违法成本大大加重，此种制度安排，除劳动者“受益”之外，更为劳动主管部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寻租”空间。监督部门增加，监察范围扩大，处罚力度加大，《劳动合同法》基本赋予了劳动主管部门以行政手段干涉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力。由行政权力主导企业进行人力资源配置，这无异于回归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权力填充契约自由的空间，剥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利，凡此种种，均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格格不入。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劳动合同法》，劳动主管部门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劳动主管部门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其所受到的制约并没有相应增加。纵观整部《劳动合同法》，对劳动主管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仅有一条规定，而在现实当中，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显然不足以对劳动主管部门滥用权力起到有意义的限制与约束。
其实，早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已有的法律、法规已经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多种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但是，此类不法行为仍普遍存在，当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执法不严。为熊德民一家讨薪竟需总理亲自出马，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可见一斑。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关键在于劳动主管部门是否能严格执法，而不在于是否通过立法赋予劳动者更多“观赏性”权利。强化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往往容易出现寄生于管制的部门利益，而对于劳动主管部门来讲，既然有了这“一亩三分地”，对部门利益的追逐显然比对公共利益的忠诚更为实际。如此一来，提高执法效率又从何谈起呢？相反，若能强化对劳动主管部门的监督，“迫使”其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严格执法，而由此产生的对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积极效应，又岂是徒添了若干镜花水月般权利的立法举措所能望其项背？
三、结语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劳动者搭建了一座“极具观赏性”的“空中楼阁”。在这个“虚幻”的应然规范世界中，劳动者得到的仅仅是心理上的慰藉。《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非但未能消弭劳资双方的矛盾，根除执法不力的顽疾，反倒促成了劳资双方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劳动主管部门权力膨胀的恶性循环。而更令人心寒的是，某些仗义执言的学者，却被贴上所谓“资方代表”的标签。所幸，本人仅仅是一名律师，所言种种，既非代表劳方，亦非代表资方。作为一名律师，我所能代表的仅仅是我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