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贝宁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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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贝宁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协定
中国和贝宁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发展双边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决定建立中国和贝宁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以下简称“混合委员会”）。
混合委员会由缔约双方派出的代表团组成。
缔约双方的代表团分别由各自的部长或副部长或其代表以及专家组成。
第二条 混合委员会宗旨是促进和推动缔约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其任务主要是：
－－研究和探讨缔约双方之间加强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途径和方法；
－－监督执行双方在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方面共同承担的义务；
－－友好解决双方在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方面执行已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可能产生的争议。
第三条 混合委员会每两年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贝宁人民共和国例会一次。
每次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日程由缔约双方提出建议并经友好协商同意后确定。
每次混合委员会例会，双方将签订“会谈纪要”。
第四条 混合委员会组织会议的费用在互惠的基础上解决。
第五条 经双方同意，可予修改本协定。
第六条 本协定各条款不应有损于两国之间的合作或影响缔约任何一方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第七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六年。如在期满前六个月，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按六年一期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郑拓彬 弗雷德里克·阿福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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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契约正义的演进
——兼论强制缔约的产生
崔明石
内容摘要：契约正义是契约法律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其的发展过程的了解，可以明晰契约法的发展理念的变迁，进而洞悉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现代契约法表现为契约自由的规制，体现根本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诞生的。本文分析了强制缔约的内涵，及与契约正义的联系，以期对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 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 强制缔约
正义的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是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的。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它主要成为一个伦理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自从正义这个最早的、分歧最广的理论思想被提出以后，人们一直不断地为正义理论之厦添砖加瓦。不同国家、阶级或者党派的人对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时至今日，正义被认为“关注的是使一个群众的秩序或者社会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标和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1] 换言之，衡量任何一种法律的正义性是以其促进社会进步，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法律的正义观，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
一、契约正义的演进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把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种。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管法的实质、原则如何，给予人们机会平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契约法中契约正义演进的道路就是契约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之路。
古典契约理论，即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契约即公正”，契约正义表现为契约自由，为契约自由所兼容。契约自由主要有四层意义：(1)缔约自由，即当事人双方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契约，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订约或不订约；(2)选择缔约相对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谁缔约；(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法律不得随加干预。（4）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即契约的形式由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在契约即自由、法律即契约的这种认识下，法律的唯一崇高使命就是捍卫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立法者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法官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是通行一时的格言。因此，18、19世纪的理性哲学坚信：契约自由本身意味着正义或公正，自由意志将导向公正。如康德认为：“当事人就他人事务作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他就自己的事务作出决定时，则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公正。”[2]
古典契约理论建立的一个假定的前提就是：忽略人的个体差异性而将其视为“抽象的一般人之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商业交换主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大企业、中小企业等具体类型，在民法典中，被抽象为人这一法律人格。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是指有理智和情感的人类，但他在法律上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把各人具体的情况，如男女老幼、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差别统统的抽象掉，只剩下一个简单的符号——“自然人”。然后来规定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完全的平等；对于社会中的团体也是如此，无视其大小和强弱而抽象为法人。从这一抽象的假设的前提就可以看出，古典契约理论下的契约正义只是正义的外衣，而没有实质的内涵的。斯宾塞认为,“同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任何他能从其本性与能力中得到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当被允许维护其人格、获得财产、从事一项他本人所选择的业务或职业、自由迁徒并毫无拘束地表达其思想与宗教情感……个人的自由只应当受所有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限制。”[3] 剥离了个体差异的自然人和法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在市场上自由地、残酷地竞争着，最终导致贫富的分化，这促使人们再一次的寻求契约正义的本质。
自20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时期，随之古典契约法陷入全面危机。它的至高无上原则在新经济环境里暴露出种种弊端，这时契约自由给予人们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其无限制的发展却带来结果的极不公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信息收集能力、判断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距。契约的理念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来。缺乏实质上的平等，契约自由只能是使契约成为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对方之上的工具。从而导致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当契约自由丧失自然与公正的本能时，契约正义问题便凸显而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契约自由而是契约正义的问题。约款内容的规制、消费者的保护、对新的契约类型的调整、附随义务理论等与其说是自由的问题，不如说是正义的问题。契约法已从重视其成立转移到契约内容上来了。只要存在契约，意思支配的领域会继续存在，但那里的意思已不单纯是19世纪的意思，在意思上，追加了理性这种社会考虑。”[4]
于是，契约正义在20世纪出现新的诠释：一种正义的契约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那些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的“最不利者”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罗尔斯认为它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其本身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因此，现代契约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性目标原则，它以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弊端的姿态登上舞台。它一方面要求契约当事人缔约和履约时，要考虑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求在认识到缔约双方的缔约能力存在着差别，在制度设计时平衡双方交易的利益，从而达到对弱者的保护，既而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现代契约法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契约法以其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
二、契约正义演进的内在逻辑
契约制度的诞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契约正义思想演进的过程是与市场经济的逻辑演进密切相关的。
古典契约理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其自由经济的基本观念，是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用法律语言表述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进入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长壮大，商品生产和交换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摆脱一切束缚和限制，要求实现充分自由竞争。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猛烈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法规，政府应采取并奉行不干涉经济事务的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地保护了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在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在自觉与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加。契约正义就是上述思想在合同法上的反映，体现了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契约自由”的思想是建立在假设有一个“完全自由市场”(或称完备的竞争市场)的基础上的。这个市场模式包括有三个与签订契约有关的假定条件：1.契约不得涉及除当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2.充分的信息。3.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伙伴。而时间进入到了二十世纪，凯恩斯经济控制思想的出现是国家抛弃自由竞争，转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标志。上述的契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契约即公正”也就越来越具有形式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劳动者和雇主、大企业和消费者、出租者和租借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契约正义”受到了挑战，在雇佣契约、标准契约、不动产租赁契约中，经济弱者的利益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受到了损害。因此，庞德断言，尽管在50年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法律，但这种观念早已在全世界消失了。因此，实现契约正义的目的不仅保障个人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与协调。通过对个人本位主义的取舍所确立的社会本位思想的理论成为法律的根本理念。从此，限制契约自由，保护社会利益成为契约法首要任务。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与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是古典契约向现代契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思想、社会和和经济条件的迅速变化而出现的。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得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的缔约要求。强制缔约伴随着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及在实质上践行契约正义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强制缔约的涵义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王泽鉴认为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5] 。此种观点可认为是狭义的强制缔约。根据此观点，只要要约人提出要约，受要约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对要约人做出承诺，必须与提出的提出要约请求的要约人缔结契约。并且受要约人同时丧失了是否缔约的自由以及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广义的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受要约人对要约人有承诺的义务的情形，而且也包括特定的主体有向他人发出要约的义务的情形。广义的强制缔约又可以细化为“内容型强制缔约”和“对象型强制缔约”和“强制承诺”三种。“内容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从事积极行为以订立某种类型的契约，例如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对象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只能与某些特定相对人订立契约，例如消费者不得不与被法律赋予垄断地位的企业订立某些消费合同；“强制承诺”是指法律对义务人附加承诺的义务，例如百货商店对顾客购买柜台陈列商品的要约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对象型强制缔约”与“强制承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制义务人与某一特定相对人而非其他人缔约，主要手段是赋予特定企事业法定垄断地位，主要约束对象是普通消费者；而后者则强制义务人与所有符合条件的相对人缔约，不得存在差别待遇，主要规制对象是一些公用企事业。强制缔约是对契约自由的根本的限制，是在承认社会成员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区别的对待缔约的双方，强制居于事实上优势地位的一方，无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缔约的要求，强制其作出承诺，进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正如罗尔斯所理解的那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有助于最不利者群体的利益,它才能是正义的。[6]
契约正义是契约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契约自由是契约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一部契约自由发展的历史，也是契约正义发展的历史。正是自由缔结的契约即为公正的这一理念使人们将契约自由奉为神圣，也正是对契约自由权利的滥用造成对契约正义的违反，导致了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在立法上明确强制缔约制度，也是为了真正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制度的确立适时的限制和弥补了契约自由原则自身所有的缺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整体利益。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替代，并将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无穷活力！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On the creation of compulsive contract
cui ming shi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034)
Abstract: Contractual justice is the basically principle of the contract law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ocess, we could be clea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understand thoroughl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modern contractual law appears to Limit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and practice the innate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s creation is under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 ‘s mea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is hoped to know well about it.
Key words: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form justice substance justice compulsive contract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52页
[2]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第20页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邓正来译.北京:华厦出版社，1998，第241页
[4]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J],《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5]王泽鉴：债法原理(二)[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第79页
[6]姚大志：导读：从“正义论”到“正义新论”[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447页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芜政办〔2007〕2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大桥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芜各单位:
开展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是我市二十三项民生工程之一。为加强领导，搞好组织实施工作，经2007年4月15日市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芜湖市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芜湖市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市区医疗救助制度，缓解市区居民因医治重大疾病造成的生活困难，根据安徽省《城乡特困群众医疗救助实施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区居民医疗救助(以下简称医疗救助)是市、区人民政府对治疗大病实际负担医疗费用（以下简称医疗费）较大、造成生活严重困难的市区居民给予一定经济补助的救助制度。
第三条 医疗救助坚持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政府领导、民政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是本市医疗救助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检查、指导和管理全市医疗救助工作;区民政部门是医疗救助的实施主体，具体承办本辖区医疗救助审批和管理工作，所需工作经费由区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市、区分别成立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医疗救助工作。同级民政、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部门为办公室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分管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门负责筹集并按时拨付医疗救助资金，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会同民政部门研究制定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审计、监察等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协同做好市区居民医疗救助工作。
第二章 救助对象和范围
第五条 持有本市市区常住户口且治疗本办法第六条所列疾病的下列居民适用本办法：
（一）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含农村“五保户”，以下统称低保对象）；
（二）其他因医疗费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金额、家庭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居民（以下简称非低保对象）。
第六条 医疗救助的疾病范围
（一）恶性肿瘤（含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脑中风、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严重心脏病、重症肝炎及其并发症、艾滋病、晚期血吸虫病、重症精神病；
（二）“三无”人员所患其它疾病；
（三）应当救助的其它疾病。
第七条 因违法犯罪、自残自杀、打架斗殴、酗酒、吸毒、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章 救助形式和标准
第八条 根据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征缴保费当月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在册人数和下列补助标准，资助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一）按《芜湖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暂行办法》确定补助个人负担资金的标准，资助低保对象和重点优抚对象参加居民医保；
（二）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负担资金的标准，资助低保对象和重点优抚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未参加或不具备条件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低保对象应当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九条 治疗本办法第六条所列疾病的，给予定额救助，其中第一项所列疾病患者每人全年累计救助金额最高为20000元；第二项、第三项所列疾病患者每人全年累计救助金额最高为10000元：
（一）低保对象患者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按70％救助；未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按50％救助；
（二）低保对象患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所列疾病接受初次治疗、申请医前（中）救助的，可以给予5000元救助，医前（中）救助金可以直接拨给患者就诊的医院；享受医前（中）救助后，重新申请按医疗费一定比例救助的，其医前（中）救助金应合并计入全年累计救助金额；
（三）非低保对象患者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不含2倍）的部分按50％救助，未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不含2倍）的部分按40％救助；
（四）非低保对象单人医疗费未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的，其家庭多个成员当年治疗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所列疾病的医疗费合计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不含2倍）的部分按45％救助，累计救助金额最高为20000元；
（五）“三无”人员在定额救助最高限额内按医疗费全额救助。第十条低保对象住院治疗未经市民政部门确认给予定额救助的其它疾病、住院医疗费达到市区低保标准10倍的，可以给予小额临时救助。小额临时救助金额每人全年最高为500元。
第十一条 对享受定额救助后确有严重困难的，经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和区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逐级审查后报市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市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根据申请人家庭实际和市区医疗救助资金支出情况，决定是否给予二次救助。二次救助金额最高为5000元。
第四章 申请、审批程序和材料
第十二条 市区居民申请医疗救助，应当由户主或家庭其他主要成员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递交户口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向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递交居住地居（村）民委员会。
第十三条 审核审批程序
（一）居（村）民委员会接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后，5日内完成调查审核并向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上报；
（二）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接到申请后，3日内完成复审，对同意上报待批准的申请人，交由受理申请材料的居（村）民委员会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应当于公示结束后的2日内上报区民政部门；
（三）区民政部门接到上报材料后，在3日内完成审批并将符合救助条件的送同级财政部门复核；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区财政部门应当在3日内完成复核并将复核无异议者的救助资金划拨到区民政部门医疗救助资金专账；
（五）区民政部门在财政部门医疗救助资金划入后的2日内，将医疗救助金发放给申请人。医疗救助金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对申请医前（中）救助的，应当在7日内完成审核、审批和救助金发放工作。
第十四条 居（村）民委员会公示时间为3天，公示的内容包括：
（一）申请人和患者姓名、家庭住址；
（二）是否低保对象；
（三）非低保对象家庭年收入；
（四）医疗费金额；
（五）市、区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监督电话；
（六）其它应当公示的内容。
第十五条 申请医疗救助应当提供下列相关材料：
（一）户口簿、患者公民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二）低保对象的芜湖市市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件及其复印件；
（三）非低保对象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户口复印件、收入证明（工资单复印件），法定就业年龄内无工资收入的，由受理申请材料的居（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在校学生由所在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出具证明；
（四）患者是否参加居民医保（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明（由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出具）；
（五）医疗机构诊断证明材料、住院或门诊病历、出院小结、医疗费用收据（或发票）及其明细清单或各类赔付、报销分割单；申请医前（中）救助的，只需提供医疗机构诊断证明材料；
（六）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帮扶情况证明（分别由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受理申请材料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出具）；
（七）医疗机构转诊证明和医疗救助管理机构批准证明；
（八）外购药品应提供本市二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的相应病历、医师处方和本市医保定点药店的购药发票及其小票。
上述相关证明需要有关单位和部门出具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免费出具。
第五章 资金来源与监管
第十六条 医疗救助资金通过财政安排、社会捐助等渠道筹集。
（一）年度实际支出医疗救助资金由市、区两级按1∶1比例承担；
（二）市、区财政部门应建立医疗救助资金专户，每年结合其他筹资渠道，统筹安排医疗救助资金预算；
（三）区级财政负责按时全额支付医疗救助资金，市级财政根据承担比例和区财政实际支付医疗救助资金情况拨付资金，年终清算；
（四）资助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由区民政部门提出资助对象名单会商同级财政部门后，由区财政部门从医疗救助资金专户核拨至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资金专户；
（五）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医疗救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确保医疗救助资金按时拨付和合理使用。第十七条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所需情况，配合医疗救助的调查；对违反有关规定、营私舞弊者，按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者违规给予医疗救助的，市级财政不承担违规支付的医疗救助资金；对骗取医疗救助资金的，由区民政部门追回,并取消其自追回救助资金之日起1年内享受医疗救助的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就（转）诊医院及医疗费和外购药品范围
（一）医疗救助对象的疾病诊断证明材料应当由本市内二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出具，其中恶性肿瘤应当由二级甲等以上非营利性医院出具；
（二）需要转往外地治疗的，应当由本市内三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并经区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批准；
（三）医疗费应当是在本市内一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或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就诊发生的，并符合居民医保（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医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四）除“三无”人员外，所有救助对象的门诊检查（验）费均不列入医疗费范围；
（五）外购药品应当在本市医保定点药店购买并符合居民医保（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目录；其购药发票应当附有相应的购药小票和本市内一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相应的病历、医师处方。
第十九条 有关名词解释
（一）“‘三无’人员”是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或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丧失赡养（抚养或扶养）能力的居民；
（二）“重点优抚对象”是指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及病故军人家属、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三）“实际负担医疗费用”指扣除各类医疗保险报销（赔付）和有关单位报销、补助及社会帮扶金额后剩余医疗费用；
（四）“家庭当年收入”是指非低保对象家庭所有共同生活成员当年全部收入，计算公式为：申请医疗救助时该家庭前三个月的平均月收入×12（工资收入证明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家庭资产及其收益扣除维持家庭成员基本生活必需所剩部分，视为家庭当年收入；
（五）“诊断证明材料”是指由二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出具的诊断结论及其相应的检查（验）报告、资料等。
第二十条 本办法具体适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各县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县的城镇居民医疗救助办法，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芜湖市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办法》（二OO五年四月十九日第12号市政府令）和《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民政局〈芜湖市市区居民因病致贫救助办法〉的通知》（芜政办〔2005〕9号）同时废止。
——兼论强制缔约的产生
崔明石
内容摘要：契约正义是契约法律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其的发展过程的了解，可以明晰契约法的发展理念的变迁，进而洞悉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现代契约法表现为契约自由的规制，体现根本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诞生的。本文分析了强制缔约的内涵，及与契约正义的联系，以期对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 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 强制缔约
正义的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是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的。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它主要成为一个伦理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自从正义这个最早的、分歧最广的理论思想被提出以后，人们一直不断地为正义理论之厦添砖加瓦。不同国家、阶级或者党派的人对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时至今日，正义被认为“关注的是使一个群众的秩序或者社会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标和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1] 换言之，衡量任何一种法律的正义性是以其促进社会进步，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法律的正义观，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
一、契约正义的演进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把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种。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管法的实质、原则如何，给予人们机会平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契约法中契约正义演进的道路就是契约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之路。
古典契约理论，即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契约即公正”，契约正义表现为契约自由，为契约自由所兼容。契约自由主要有四层意义：(1)缔约自由，即当事人双方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契约，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订约或不订约；(2)选择缔约相对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谁缔约；(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法律不得随加干预。（4）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即契约的形式由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在契约即自由、法律即契约的这种认识下，法律的唯一崇高使命就是捍卫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立法者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法官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是通行一时的格言。因此，18、19世纪的理性哲学坚信：契约自由本身意味着正义或公正，自由意志将导向公正。如康德认为：“当事人就他人事务作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他就自己的事务作出决定时，则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公正。”[2]
古典契约理论建立的一个假定的前提就是：忽略人的个体差异性而将其视为“抽象的一般人之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商业交换主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大企业、中小企业等具体类型，在民法典中，被抽象为人这一法律人格。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是指有理智和情感的人类，但他在法律上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把各人具体的情况，如男女老幼、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差别统统的抽象掉，只剩下一个简单的符号——“自然人”。然后来规定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完全的平等；对于社会中的团体也是如此，无视其大小和强弱而抽象为法人。从这一抽象的假设的前提就可以看出，古典契约理论下的契约正义只是正义的外衣，而没有实质的内涵的。斯宾塞认为,“同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任何他能从其本性与能力中得到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当被允许维护其人格、获得财产、从事一项他本人所选择的业务或职业、自由迁徒并毫无拘束地表达其思想与宗教情感……个人的自由只应当受所有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限制。”[3] 剥离了个体差异的自然人和法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在市场上自由地、残酷地竞争着，最终导致贫富的分化，这促使人们再一次的寻求契约正义的本质。
自20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时期，随之古典契约法陷入全面危机。它的至高无上原则在新经济环境里暴露出种种弊端，这时契约自由给予人们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其无限制的发展却带来结果的极不公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信息收集能力、判断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距。契约的理念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来。缺乏实质上的平等，契约自由只能是使契约成为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对方之上的工具。从而导致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当契约自由丧失自然与公正的本能时，契约正义问题便凸显而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契约自由而是契约正义的问题。约款内容的规制、消费者的保护、对新的契约类型的调整、附随义务理论等与其说是自由的问题，不如说是正义的问题。契约法已从重视其成立转移到契约内容上来了。只要存在契约，意思支配的领域会继续存在，但那里的意思已不单纯是19世纪的意思，在意思上，追加了理性这种社会考虑。”[4]
于是，契约正义在20世纪出现新的诠释：一种正义的契约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那些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的“最不利者”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罗尔斯认为它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其本身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因此，现代契约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性目标原则，它以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弊端的姿态登上舞台。它一方面要求契约当事人缔约和履约时，要考虑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求在认识到缔约双方的缔约能力存在着差别，在制度设计时平衡双方交易的利益，从而达到对弱者的保护，既而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现代契约法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契约法以其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
二、契约正义演进的内在逻辑
契约制度的诞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契约正义思想演进的过程是与市场经济的逻辑演进密切相关的。
古典契约理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其自由经济的基本观念，是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用法律语言表述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进入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长壮大，商品生产和交换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摆脱一切束缚和限制，要求实现充分自由竞争。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猛烈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法规，政府应采取并奉行不干涉经济事务的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地保护了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在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在自觉与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加。契约正义就是上述思想在合同法上的反映，体现了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契约自由”的思想是建立在假设有一个“完全自由市场”(或称完备的竞争市场)的基础上的。这个市场模式包括有三个与签订契约有关的假定条件：1.契约不得涉及除当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2.充分的信息。3.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伙伴。而时间进入到了二十世纪，凯恩斯经济控制思想的出现是国家抛弃自由竞争，转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标志。上述的契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契约即公正”也就越来越具有形式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劳动者和雇主、大企业和消费者、出租者和租借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契约正义”受到了挑战，在雇佣契约、标准契约、不动产租赁契约中，经济弱者的利益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受到了损害。因此，庞德断言，尽管在50年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法律，但这种观念早已在全世界消失了。因此，实现契约正义的目的不仅保障个人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与协调。通过对个人本位主义的取舍所确立的社会本位思想的理论成为法律的根本理念。从此，限制契约自由，保护社会利益成为契约法首要任务。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与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是古典契约向现代契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思想、社会和和经济条件的迅速变化而出现的。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得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的缔约要求。强制缔约伴随着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及在实质上践行契约正义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强制缔约的涵义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王泽鉴认为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5] 。此种观点可认为是狭义的强制缔约。根据此观点，只要要约人提出要约，受要约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对要约人做出承诺，必须与提出的提出要约请求的要约人缔结契约。并且受要约人同时丧失了是否缔约的自由以及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广义的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受要约人对要约人有承诺的义务的情形，而且也包括特定的主体有向他人发出要约的义务的情形。广义的强制缔约又可以细化为“内容型强制缔约”和“对象型强制缔约”和“强制承诺”三种。“内容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从事积极行为以订立某种类型的契约，例如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对象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只能与某些特定相对人订立契约，例如消费者不得不与被法律赋予垄断地位的企业订立某些消费合同；“强制承诺”是指法律对义务人附加承诺的义务，例如百货商店对顾客购买柜台陈列商品的要约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对象型强制缔约”与“强制承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制义务人与某一特定相对人而非其他人缔约，主要手段是赋予特定企事业法定垄断地位，主要约束对象是普通消费者；而后者则强制义务人与所有符合条件的相对人缔约，不得存在差别待遇，主要规制对象是一些公用企事业。强制缔约是对契约自由的根本的限制，是在承认社会成员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区别的对待缔约的双方，强制居于事实上优势地位的一方，无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缔约的要求，强制其作出承诺，进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正如罗尔斯所理解的那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有助于最不利者群体的利益,它才能是正义的。[6]
契约正义是契约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契约自由是契约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一部契约自由发展的历史，也是契约正义发展的历史。正是自由缔结的契约即为公正的这一理念使人们将契约自由奉为神圣，也正是对契约自由权利的滥用造成对契约正义的违反，导致了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在立法上明确强制缔约制度，也是为了真正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制度的确立适时的限制和弥补了契约自由原则自身所有的缺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整体利益。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替代，并将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无穷活力！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On the creation of compulsive contract
cui ming shi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034)
Abstract: Contractual justice is the basically principle of the contract law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ocess, we could be clea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understand thoroughl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modern contractual law appears to Limit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and practice the innate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s creation is under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 ‘s mea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is hoped to know well about it.
Key words: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form justice substance justice compulsive contract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52页
[2]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第20页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邓正来译.北京:华厦出版社，1998，第241页
[4]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J],《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5]王泽鉴：债法原理(二)[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第79页
[6]姚大志：导读：从“正义论”到“正义新论”[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447页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芜政办〔2007〕2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大桥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芜各单位:
开展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是我市二十三项民生工程之一。为加强领导，搞好组织实施工作，经2007年4月15日市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芜湖市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芜湖市市区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市区医疗救助制度，缓解市区居民因医治重大疾病造成的生活困难，根据安徽省《城乡特困群众医疗救助实施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区居民医疗救助(以下简称医疗救助)是市、区人民政府对治疗大病实际负担医疗费用（以下简称医疗费）较大、造成生活严重困难的市区居民给予一定经济补助的救助制度。
第三条 医疗救助坚持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政府领导、民政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是本市医疗救助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检查、指导和管理全市医疗救助工作;区民政部门是医疗救助的实施主体，具体承办本辖区医疗救助审批和管理工作，所需工作经费由区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市、区分别成立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医疗救助工作。同级民政、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部门为办公室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分管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门负责筹集并按时拨付医疗救助资金，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会同民政部门研究制定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审计、监察等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协同做好市区居民医疗救助工作。
第二章 救助对象和范围
第五条 持有本市市区常住户口且治疗本办法第六条所列疾病的下列居民适用本办法：
（一）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含农村“五保户”，以下统称低保对象）；
（二）其他因医疗费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金额、家庭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居民（以下简称非低保对象）。
第六条 医疗救助的疾病范围
（一）恶性肿瘤（含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脑中风、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严重心脏病、重症肝炎及其并发症、艾滋病、晚期血吸虫病、重症精神病；
（二）“三无”人员所患其它疾病；
（三）应当救助的其它疾病。
第七条 因违法犯罪、自残自杀、打架斗殴、酗酒、吸毒、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章 救助形式和标准
第八条 根据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征缴保费当月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在册人数和下列补助标准，资助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一）按《芜湖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暂行办法》确定补助个人负担资金的标准，资助低保对象和重点优抚对象参加居民医保；
（二）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负担资金的标准，资助低保对象和重点优抚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未参加或不具备条件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低保对象应当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九条 治疗本办法第六条所列疾病的，给予定额救助，其中第一项所列疾病患者每人全年累计救助金额最高为20000元；第二项、第三项所列疾病患者每人全年累计救助金额最高为10000元：
（一）低保对象患者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按70％救助；未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按50％救助；
（二）低保对象患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所列疾病接受初次治疗、申请医前（中）救助的，可以给予5000元救助，医前（中）救助金可以直接拨给患者就诊的医院；享受医前（中）救助后，重新申请按医疗费一定比例救助的，其医前（中）救助金应合并计入全年累计救助金额；
（三）非低保对象患者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不含2倍）的部分按50％救助，未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医疗费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不含2倍）的部分按40％救助；
（四）非低保对象单人医疗费未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的，其家庭多个成员当年治疗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所列疾病的医疗费合计超过家庭当年收入2倍（不含2倍）的部分按45％救助，累计救助金额最高为20000元；
（五）“三无”人员在定额救助最高限额内按医疗费全额救助。第十条低保对象住院治疗未经市民政部门确认给予定额救助的其它疾病、住院医疗费达到市区低保标准10倍的，可以给予小额临时救助。小额临时救助金额每人全年最高为500元。
第十一条 对享受定额救助后确有严重困难的，经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和区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逐级审查后报市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市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根据申请人家庭实际和市区医疗救助资金支出情况，决定是否给予二次救助。二次救助金额最高为5000元。
第四章 申请、审批程序和材料
第十二条 市区居民申请医疗救助，应当由户主或家庭其他主要成员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递交户口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向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递交居住地居（村）民委员会。
第十三条 审核审批程序
（一）居（村）民委员会接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后，5日内完成调查审核并向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上报；
（二）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接到申请后，3日内完成复审，对同意上报待批准的申请人，交由受理申请材料的居（村）民委员会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应当于公示结束后的2日内上报区民政部门；
（三）区民政部门接到上报材料后，在3日内完成审批并将符合救助条件的送同级财政部门复核；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区财政部门应当在3日内完成复核并将复核无异议者的救助资金划拨到区民政部门医疗救助资金专账；
（五）区民政部门在财政部门医疗救助资金划入后的2日内，将医疗救助金发放给申请人。医疗救助金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对申请医前（中）救助的，应当在7日内完成审核、审批和救助金发放工作。
第十四条 居（村）民委员会公示时间为3天，公示的内容包括：
（一）申请人和患者姓名、家庭住址；
（二）是否低保对象；
（三）非低保对象家庭年收入；
（四）医疗费金额；
（五）市、区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监督电话；
（六）其它应当公示的内容。
第十五条 申请医疗救助应当提供下列相关材料：
（一）户口簿、患者公民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二）低保对象的芜湖市市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件及其复印件；
（三）非低保对象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户口复印件、收入证明（工资单复印件），法定就业年龄内无工资收入的，由受理申请材料的居（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在校学生由所在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出具证明；
（四）患者是否参加居民医保（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明（由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出具）；
（五）医疗机构诊断证明材料、住院或门诊病历、出院小结、医疗费用收据（或发票）及其明细清单或各类赔付、报销分割单；申请医前（中）救助的，只需提供医疗机构诊断证明材料；
（六）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帮扶情况证明（分别由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受理申请材料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出具）；
（七）医疗机构转诊证明和医疗救助管理机构批准证明；
（八）外购药品应提供本市二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的相应病历、医师处方和本市医保定点药店的购药发票及其小票。
上述相关证明需要有关单位和部门出具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免费出具。
第五章 资金来源与监管
第十六条 医疗救助资金通过财政安排、社会捐助等渠道筹集。
（一）年度实际支出医疗救助资金由市、区两级按1∶1比例承担；
（二）市、区财政部门应建立医疗救助资金专户，每年结合其他筹资渠道，统筹安排医疗救助资金预算；
（三）区级财政负责按时全额支付医疗救助资金，市级财政根据承担比例和区财政实际支付医疗救助资金情况拨付资金，年终清算；
（四）资助参加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由区民政部门提出资助对象名单会商同级财政部门后，由区财政部门从医疗救助资金专户核拨至居民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资金专户；
（五）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医疗救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确保医疗救助资金按时拨付和合理使用。第十七条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所需情况，配合医疗救助的调查；对违反有关规定、营私舞弊者，按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者违规给予医疗救助的，市级财政不承担违规支付的医疗救助资金；对骗取医疗救助资金的，由区民政部门追回,并取消其自追回救助资金之日起1年内享受医疗救助的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就（转）诊医院及医疗费和外购药品范围
（一）医疗救助对象的疾病诊断证明材料应当由本市内二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出具，其中恶性肿瘤应当由二级甲等以上非营利性医院出具；
（二）需要转往外地治疗的，应当由本市内三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并经区医疗救助管理办公室批准；
（三）医疗费应当是在本市内一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或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就诊发生的，并符合居民医保（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医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四）除“三无”人员外，所有救助对象的门诊检查（验）费均不列入医疗费范围；
（五）外购药品应当在本市医保定点药店购买并符合居民医保（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目录；其购药发票应当附有相应的购药小票和本市内一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相应的病历、医师处方。
第十九条 有关名词解释
（一）“‘三无’人员”是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或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丧失赡养（抚养或扶养）能力的居民；
（二）“重点优抚对象”是指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及病故军人家属、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三）“实际负担医疗费用”指扣除各类医疗保险报销（赔付）和有关单位报销、补助及社会帮扶金额后剩余医疗费用；
（四）“家庭当年收入”是指非低保对象家庭所有共同生活成员当年全部收入，计算公式为：申请医疗救助时该家庭前三个月的平均月收入×12（工资收入证明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家庭资产及其收益扣除维持家庭成员基本生活必需所剩部分，视为家庭当年收入；
（五）“诊断证明材料”是指由二级以上非营利性医院出具的诊断结论及其相应的检查（验）报告、资料等。
第二十条 本办法具体适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各县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县的城镇居民医疗救助办法，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芜湖市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办法》（二OO五年四月十九日第12号市政府令）和《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民政局〈芜湖市市区居民因病致贫救助办法〉的通知》（芜政办〔2005〕9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