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等法规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等法规的通知
鲁政发〔2009〕94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和《山东省节约能源条例》已经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山东省人民政府
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
(2003年11月28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9年7月24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和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活动。
第三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本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除履行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宣传；
(二)指导和督促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的行政复议工作；
(三)督促、检查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四)负责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健全行政复议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保障工作经费，保证行政复议工作正常开展。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集中行使行政复议职权。
第二章 行政复议申请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后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其提起行政诉讼至人民法院裁定送达的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八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复议申请权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权或者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第十条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向执行机构递交行政复议申请，执行机构应当予以登记，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日内转送行政复议机关。
第十一条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国家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对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该行政机关所在地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二条 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省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第十三条 对经批准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该行政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四条 对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管理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省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五条 对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六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
(一)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行为；
(二)确认或者改变土地和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为；
(三)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和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的行为；
(四)其他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章 行政复议受理
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就下列内容进行初步审查：
(一)申请人是否具有主体资格；
(二)是否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三)是否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事实依据；
(四)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五)是否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超过法定申请期限的，是否有正当理由；
(六)是否已向其他有权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七)是否应当由本机关受理。
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对行政复议申请依照下列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一)行政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二)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但是县级人民政府接到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所列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依法转送；
(四)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补正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或者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不属于行政复议事项的信函后，予以退回，并书面告知退回理由。
第十九条 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后，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未申请参加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通知其参加。
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参加行政复议的，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第二十条 第三人应当自接到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书面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不提交的，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第二十一条 不同的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有权受理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由先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受理。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尚未立案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已立案受理的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已立案受理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先立案受理的行政机关。
第二十二条 对已经依照行政复议程序或者行政诉讼程序处理终结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又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不再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已经受理的，终止行政复议。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时，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的，应当对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的，可以对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章 行政复议证据
第二十四条 被申请人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二十五条 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行政复议机关准许，被申请人可以补充相关证据：
(一)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是因不可抗力等事由不能提供的；
(二)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出了在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
第二十六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被申请人、第三人认为行政复议申请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应当提供证据。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证明行政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
(二)对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证明其曾经申请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
(三)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的，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事实；
(四)法律、法规规定由申请人举证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调查取证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证件；被调查的组织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第二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构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
第三十条 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或者照片。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第三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查阅、摘录或者复制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第五章 行政复议审理
第三十二条 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
第三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全面审理。
第三十四条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理的办法。
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听证，或者当面进行质证，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第三十五条 被申请人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应当在规定的答复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构提出延期提交的书面申请，经批准可以延长十日。
第三十六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就同一或者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向同一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合并审理。
第三十七条 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可以改变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采取相应的补救、补偿措施，与申请人协商解决行政争议。
第三十八条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商解决，或者行政复议机关协调处理行政争议期间，经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中止行政复议。
第六章 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十九条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申请人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人民法院予以受理的，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第四十条 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行政复议机关认为理由正当的，应当予以准许。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不准许撤回行政复议申请：
(一)申请人因受他人胁迫、欺诈或者其他非法干预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
(二)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可能影响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四十一条 行政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不受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限制。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时，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的，应当对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的，可以对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对本机关已经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撤销并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七章 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
第四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结果报送行政复议机关。法律、法规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对群体性案件、涉外案件以及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之日起二十日内报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
第四十六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申请人有权向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申诉。
第四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应当向被申请人发出责令履行通知书；被申请人自收到责令履行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必须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并将履行结果报告发出该通知书的行政复议机关。
第四十八条 被申请人对行政复议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提出意见，但是不影响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违反行政复议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当给予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行政复议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向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行政复议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向任免机关或者有关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接到处理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第五十条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拖延办案，贻误行政复议工作的；
(二)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行政复议工作秘密的；
(三)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四)索取、收受贿赂的；
(五)违法违纪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一条 被申请人违反行政复议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当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其行政复议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由该行政复议机关向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其行政复议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由该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向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接到处理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第五十二条 拒绝、阻碍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应当使用国家和省统一格式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山东省节约能源条例
(1997年6月6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9年7月24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和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本条例所称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能源以及从事节能相关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节能工作应当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坚持统筹规划、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技术推进、全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实施全民节能行动方案，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节能宣传和教育，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社会节能意识，提倡节约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以下称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省、设区的市节能监察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实施日常的节能监察工作。
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和公共机构等是重点节能领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能义务，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新能源开发、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取得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编制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结合本地实际，组织编制和实施本行政区域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编制本领域的节能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应当包括用能现状、节能目标、重点环节、实施主体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第十二条 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计划，向下一级人民政府下达节能指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节能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产业，加快推行清洁生产，对高耗能行业进行调整改造。未完成节能目标或者未完成落后产能淘汰任务的，投资主管部门应当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实行高耗能行业项目区域限批或者企业限批。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制定本省有利于节能的产业目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省标准化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省实际，会同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标准，并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地方建筑节能标准，并按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节能评估，并按项目管理权限报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得审查通过：
(一)使用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用能设备的；
(二)用能设备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
(三)产品不符合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
(四)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节能要求的。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节能评估报告之日起二十日内出具节能审查文件。未经节能评估审查或者经审查未通过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关投资主管部门不得批准、核准或者备案；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后，应当经节能验收。未经节能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其他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评估和审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省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本省限期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目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生产、进口和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应当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和省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用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第十七条 生产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
第十八条 对主要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实行预警调控制度。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制定主要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预警控制线。超出预警控制线的，生产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措施，降低能耗；逾期仍超出预警控制线的，可以对生产单位采取调控措施。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九条 生产、进口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应当按照规定标注能源效率标识。
禁止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或者利用能源效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第二十条 经依法认证的节能产品，可以在产品或者其包装物上使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禁止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省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设区的市以及主要耗能行业、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消费、节能情况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育节能服务产业，鼓励节能服务机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知识宣传和节能技术培训，提供节能信息、节能示范等公益性节能服务和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节能服务机构提供上述服务，应当依法出具相关文件，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节能服务机构应当配备节能专业人才，健全管理制度，依法接受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鼓励行业协会在行业节能规划、节能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统计、节能宣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章 合理使用能源
第二十四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培训，加强能源计量、统计、利用状况分析等基础工作，推行先进的节能技术和信息化管理模式，合理使用能源。
第二十五条 电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改造和电能保护，加强需求侧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实施有序用电，降低线损和配电损失，减少无功损耗，提高电能利用效率。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节能发电调度管理的有关规定，安排清洁、高效和符合规定的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的机组以及其他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规定的发电机组与电网并网发电运行，上网电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国家和省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不按照建筑节能标准施工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予以改正；施工单位拒不改正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改造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对具备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优先选择可再生能源用于采暖、制冷、照明和热水供应等；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标准进行设计。
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当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第二十八条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提高运输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遵守老旧交通运输工具的报废、更新制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车船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不符合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的车船，不得用于营运。
第二十九条 公共机构应当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带头使用节能产品、设备，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实行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条 公共机构应当优先采购列入国家和省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不得采购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省人民政府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优先将取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列入政府采购名录。
第三十一条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年度能源利用状况，定期公布重点用能单位名单。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第三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依法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能源管理人员和重大用能设备操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节能专业知识和技能。
第三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年向下达节能指标的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第三十四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不得无偿或者低于市场价格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不得对本单位职工按能源消费量给予补贴。
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技术研究开发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支持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重点节能技术研发体系，支持节能技术应用研究和重点行业共性、关键节能技术研发，组织推广能源节约、替代和循环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第三十六条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科技等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节能技术、节能设备、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使用先进的节能技术、节能设备和节能产品。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示范项目、重点节能工程。
第三十七条 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进行节能技术改造。
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单位和个人研究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成果，多渠道开展国际、国内节能信息和技术交流。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工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
鼓励、支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推广应用沼气等生物质能和风能、太阳能、水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推广省柴节煤灶，淘汰、更新高耗能农业机械和渔业船舶。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三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节能专项资金，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财力状况设立节能专项资金。
节能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节能技术、产品的示范和推广；
(二)节能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
(三)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
(四)节能宣传、培训；
(五)支持开展合同能源管理和节能自愿协议；
(六)节能表彰、奖励；
(七)人民政府确定的支持节能工作的其他用途。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财政补贴、价格调控、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下列节能活动：
(一)推广、使用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和新能源车辆；
(二)生产、使用高效节能的电动机、锅炉、窑炉、风机、泵类等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
(三)采用热电联产、余热余压利用、洁净煤以及先进的用能监测和控制等技术；
(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
(五)在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节能建筑材料、节能技术和产品；
(六)对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
(七)节能服务机构按照市场机制参与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和用能管理；
(八)国家和省确定的其他节能活动。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节能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节能技术研究开发和技术改造的投入。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对能源消费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和收费政策，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节能。
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可中断负荷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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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基本权利/法理学
内容提要: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存在着形式和实质上的区别。形式上的区别表现为解释客体和解释者的积极性程度不同；实质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宪法文字文本中探求制宪者的意图，后者着重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产生这些区别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二战后对基本人权保护的重视和强化；内部原因则是二十世纪初以来法理学的新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变革。
从本体论而言，宪法解释是一种表达“宪法之意义”的实践活动，就此而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和现代宪法解释方法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它们都是以宪法规范为解释的出发点；释宪者的解释结论都不得与宪法规范相冲突。从实践论来观察，宪法解释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乃至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特定情形下采取何种解释方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释宪者受何种法哲学观的指导，出现了诸如追求宪法的客观意涵、抑或探询宪法的精神与价值等各种主张和观点，并由此导致释宪者采取不同的宪法解释方法。根据释宪者所采取的释宪方法的变化，可以将宪法解释方法分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1]本文通过论述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和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区别，剖析导致这些区别的原因，旨在揭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法理根源。
一、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解释客体不同，二是积极性程度表现上的差异。
（一）解释客体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受19世纪概念法学的影响，尤其受到德国学者萨维尼提出的一般法律解释方法的极大影响。值此之故，从形式上来看，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主要局限于对宪法条文的语词本身进行解释，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宪法解释就是为了探求制宪者的意图为何？而制宪者意图是通过表现为法律语言的文字这一媒介来传达的，这就需要通过对制宪者所制定出来的宪法语词进行解释。
而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则不局限于对宪法语词本身的解释，现代宪法解释更多地是探求宪法语词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之下的内涵和意义为何？现代宪法解释除了考察宪法语词本身的含义之外，在很多情形下还要考察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及当下人们的一般性共识是什么？因此，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萨维尼认为，法律解释是将内含于法律中的思想予以再现，并在其早期作品《法学方法论》中强调，实在法必须排除所有的恣意专断，必须是完全客观的，它独立于所有个人信念之上；法官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它的纯逻辑解释，解释意味着重建法律的内涵，法官要设想历史上的立法者的立场，进而作出判决，而不能作任何修饰法律的工作，即使是改善有缺陷的法律也不行，因为那是立法者的职务。 [2]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法律解释就被认为仅仅是寻求法律语词的含义，为此而进行的逻辑推演只是为了获得立法者所表达的语词的意义为何，认为只要弄清楚法律语词的概念就能获得法律的含义，因此，法律解释仅仅是一种对法律所使用的概念的解释，也就是说，只要一个识字的人拥有一本字典就能胜任法律解释工作，此即所谓“概念法学”的精髓所在。
受这种法学方法的影响和指导，传统宪法解释中的文义解释方法是直接对作为制宪者思维媒介的法律文字进行解释。其他解释方法如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则是通过对制宪者意图的探求来获得宪法文字的含义，那不过是以考察制宪者意图来作为获得宪法语词含义的途径而已；历史解释方法力图从宪法规定时的语境来确定宪法规范的内容，这实际上就是以制宪时的语境来判断制宪者所表达的宪法文字的含义；而目的解释方法是以制宪者的目的作为确定宪法文字含义的一种路径，探求制宪者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确定宪法文字的含义。总之，各种传统解释方法都服务于查明宪法中作为制宪者思维媒介的文字的含义为何这一单纯目标，宪法文本的文字成了一切解释方法的起点和终点。尽管也存在着关于宪法解释方法的争论，但那些争论只不过是关于以何种具体的手段去获得宪法文字的含义的争论，争论各方在追求宪法语词文字的含义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异议。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可以统称为定义模式的解释方法，由于20世纪初以前的法学受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法学的影响，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反映出来的特征就是定义模式（defining mode），[3]也就是解释者通过对宪法中的词语下定义的方式来阐明宪法条文的含义。
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现代宪法解释虽然也要探求宪法文本的含义，但这时释宪者所解释的“宪法文本”已经不再仅仅限于作为制宪者思维媒介的文字文本。现代宪法解释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过宪法的文字文本进行解释不过是探求宪法含义的手段之一而已，除此而外，宪法的含义还可通过其他手段获得，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宪法解释案例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宪法解释形式上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宪法解释以宪法的文字为唯一解释客体的限制，将解释的客体扩展到宪政秩序和宪法价值所要求的各种因素，包括除宪法的文本文字之外的其他方面。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不再是僵化的逻辑操作、死扣字眼，不再单纯地、按图索翼似地追寻既有的文字含义。解释者认识到人类文字在表达人类思维方面的局限性，法规的语词往往不能完整或准确地反映该法规制定者的意图和目的，当立法者试图用简洁但却一般的术语表达其思想时，那些在过去曾属于整个意图范围中的情形，在当今则几乎被完全切割出去了。 [4]因此加达默尔说“没有一种人类的语词能够以完善的方法表达我们的精神”。 [5]
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不再像传统宪法解释方法那样仅仅囿于对宪法语词本身进行解释，解释者已经将其视域扩展到宪法的文字文本之外。在符合宪法价值秩序和宪政精神的前提下，现代宪法解释者可以考虑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等的各种因素；在复杂而又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注意协调历史与现实、价值与事实、规范与存在等诸多关系。事实上，现代宪法解释者已经不再仅仅是执行解释宪法文字文本的任务，他们实际上充当着宪法价值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不仅仅是在“解释”宪法，而且在“阐释”宪法。 [6]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上述区别是由现代宪法解释者的角色和解释任务达成的。
（二）积极性程度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还在于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程度不同。相比较而言，由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释宪者角色的转变和解释任务的需要，现代宪法解释者表现得比传统宪法解释者更为积极。由于受到观念的限制，传统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宪法文字文本自身的含义，解释者只能在制宪者表达出来的宪法语词中被动地寻找字义，他们所采用的解释方法都从属于这一目标，这就决定了解释者及其采用的解释方法的消极性和被动性。
现代宪法解释由于不再局限于对宪法文字文本自身的概念性说明，解释者主动地从单纯的宪法文字文本中走出来，在更为宽广的场境中将其视域扩展到与解释相关的其他领域。解释者可以根据新的社会情势乃至公众意识，从宪法的抽象规定中推导出某种适合当下需要的原则，再将这种推导出来的“宪法原则”适用于特定的具体案件之中，从而在可欲的正当性前提下实现宪法文字文本与社会文本的融合。这样的解释方法对于传统宪法解释来说是背经叛道的，然而在现代宪法解释者看来这却是天经地义的，是实现宪法价值和精神、维护宪政秩序所必须的。因此，在摆脱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束缚和抛弃了概念法学的羁绊之后，在“法律的自由发现”观念的影响下，现代宪法解释者已经不再像传统宪法解释者那样消极被动了，他们所采取的解释方法无不显示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性质，尽管在特定情形下对采取某种具体方法上可能意见不一致。
二、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实质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前述形式上的区别决定了二者在实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形式决定内容，传统宪法解释方法那种以宪法文字文本为中心的定义解释模式，决定了其解释方法实质上就是为了追求制宪者的意图。由于传统解释方法完全服膺于实在法，解释者只能客观地按照法律规定的文字从事逻辑性的解释，这要求解释者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进行“想象性重构”，以获得立法者通过相关法律文字所传达的意涵。这种方法导致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质目标即是获得制宪者的意图，释宪者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探求制宪者在宪法文字文本中传达的真实意思。
这种解释方法是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解释领域的表现。奥地利学者尤根·埃利希认为，“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就是承认法律秩序的无欠缺性，法官的工作仅限于逻辑操作，而没有政策性的、评价性的东西；又加上法官作为国家官僚地位的日益增强，他们被置于一种来自社会的不恰当的非难或称赞的地位，从而使司法的无社会性达到了顶点。”他所说的对法官“不恰当的非难或称赞”是指机械地、死板地固守原有法律的做法，“无社会性”是指无视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 [7]这说明了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完全以制宪者意图为归依，而不顾及已然变化的社会现实情况，把体现制宪者意图的文字奉为唯一至上的、不可违背的圭臬，并机械地把制宪者当初的意图适用于现实情境之中。
德国学者尼伯代（Hans Carl Nipperdey）认为，“由于宪法是其颁布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所以，其制定有其历史之背景，但是，宪法之解释必须随时代而进展，不必拘泥于其立宪之看法。” [8]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由于摆脱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法学的羁绊与束缚，解释者将他们的视域扩展到宪法文字文本之外，他们希望不受制于制宪者意图，以便能够探索和获取宪法含义的真谛所在。此时的宪法解释已经不再仅仅是对宪法文字文本的解释，解释者不再单纯地充当被动解释者的角色，他们还可以在宪法文字的空隙间从事积极的“立法”。这一现象在司法审查的事实中反映出来，“传统的司法审查——局限于实施一部睿智的宪法所发布的明确命令——代表了司法克制主义的一方，而现代司法审查——在包含笼统模糊原则的宪法所留下的“缝隙”间进行司法立法——代表了司法能动主义的一方。” [9]现代宪法解释这种自由的解释方法已经逾越了宪法文字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受宪法的束缚。因为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仍然受到那些具有终极美学意义的基本价值的约束，这种对真、善、美的终极关怀，会促使解释者斟酌某项决定可能对当事人或人性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10]
诚如美国法学家沃尔夫所言，现代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探究宪法用语的含义，而是注重将那些比较概括的含义用于具体案件，法官在每个案件中得评价所主张之权利的重要性，以及可以侵害这种权利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及其是否构成侵害该权利的正当理由。 [11] 此言表明了现代宪法解释在放弃了传统上从宪法用语去探求制宪者意图之后，解释的任务转变为着重实际地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是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质性区别的关键之处。
现代宪法解释者从通过各种途径去单纯地探求宪法文字文本的含义的樊篱中逃逸出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恣意妄为，因为这种逃逸只是从以前那种刻板的、狭小的固定疆域走向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仍然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由宪法的价值和精神以及宪政秩序构成。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根植于多元社会观点之上的法哲学坚持认为，人是一个个体，保护个人的权利是社会的基本任务，” [12]宪法本身就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而产生和存在的，宪法解释者在解释宪法的时候自然就应当以完成这一任务为使命，为此，他们所采用的解释方法就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个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任务——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终极关怀。
事实上，从德国和美国的典型宪法解释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发展趋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从德国基本法中引出了一系列的基本权利功能，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宪法的严格解释，实际上这已经大大超越了当初制宪者的意图范围之列；且其对德国基本法的解释所得出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已经成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行动基础，在具体案件中所导出的新的基本权利通过拘束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有力地保护着公民的宪法权利，其司法造法的性质显现无余。
美国联邦法院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了司法审查的“双重标准”，放松对经济领域的司法审查，采用“基本合理”的标准，对立法决定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转而强化了对非经济领域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于关涉基本权利的立法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还利用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将原来只针对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解释为同时还可针对各州政府。这些转变不仅加强了对既有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且根据实体正当程序理论创设了一系列新的基本权利，如隐私权。这些现象反映了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质性区别所在，并且这种区别将是以后宪法解释发展的趋势。
三、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外部原因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上述区别，不是由解释者随意选择的结果。固然不能排除释宪者本身的法哲学观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追根究底，是什么原因使释宪者产生这样的世界观呢？这就涉及到认识产生的根源问题，本文不能对这一深奥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这远远超出了本人的学力、也并非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认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之所以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其外部原因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基本人权保护的重视和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刻影响，它在带给人类悲惨和深重灾难的同时，作为一种反面教材，它也给了人类极大的教训。它促使人们警醒和反思：国家权力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如何避免人类尊严和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尤其是避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二战结束后，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强化了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和保护。
作为二战策源地和战败国的德国，在战后对上述问题尤其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省。这种反省首先反映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之中，1949年5月23日公布的德国《基本法》的第1条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人权是一切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 [13]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11条规定：“国民享受的一切基本人权不得受到妨碍，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基本人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和将来赋予国民。”第13条规定：“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14]
195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反映了二战后国家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被告是纳粹党人的中级官员，1945年3月被任命为“与失败主义进行斗争并提高抵抗意志”的特别专员。他从情报中了解到原告及其丈夫在自己家中藏了一个有半犹太血统的妇女，以保护她不给盖世太保（纳粹党秘密国家警察）逮捕。同时原告及其丈夫还正在为盟国军队（即英美军队）准备纳粹党员名单。被告迅速逮捕了原告及其丈夫，在原告的丈夫企图逃跑时，被告开枪将其击毙。但第二天被告作证说原告丈夫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这一案件中的一个法理学上的问题是：被告能否以执行国社党命令而逃避自己罪责？法院否认以执行1945年3月国社党紧急命令作为辩解的合法性。该命令规定德国所有武装人员有不经审讯击毙逃跑者的义务。法院特别支持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观点：一个完全否认平等原则的实在法丧失了法律性质。法院还否认了有些国社党法学家的一个观点：希特勒的任何有关法律宣告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法院认为这种观点是“法律界成员的自甘堕落以献媚于一个专制者，从法治观点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 [15]
在完成权利“保护神”角色所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过程之中，法律解释者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各种恰当的解释方法。而在具体境况下究竟采用何种解释方法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一种有关价值的理性判断技艺。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观点，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像其他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被理解，一个无视人类作品价值的思考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对任何一个法律现象的无视价值的思考也都是不能成立的，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 [16] 这种由法的价值性而导出的对解释者解释方法的影响从上述案例中反映出来，这个案件既反映了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判断技艺，更重要的是，这种技艺的运用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二战后对人权保障的强化和重视。
各国除了在宪法文本的规定中强化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之外，而且在宪法解释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将国际公约作为国内宪法解释的依据。这种现象反映了二战后对基本人权的重视，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宪法解释。首先，实施宪法解释职权的释宪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之一，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逃脱不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职责和义务，尽可能地保护基本权利不仅是其释宪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其释宪活动的落脚点。其次，释宪者保护基本权利的职责和义务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宪法解释方法来实现的，而无论是司法部门、立法部门还是其他专门机构作为释宪者，它们都不能直接地实现宪法所保护基本权利，只能在宪法基本权利的享有者在实现其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疑问或纠纷时，以最终解释者的身份出面予以澄清或作出权威性决断，从而完成基本权利“保护神”角色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释宪者的行为受到宪法的精髓即保障基本人权这一理念的指引。
正是因为对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和重视，释宪者就不能再囿于传统的一般法律解释方法，仅仅通过探求制宪者的意图等途径去获得宪法文字文本的意义，而是要探求和实现宪法的意思——宪法的价值和精神，即保障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这就必然要求释宪者放弃单纯围绕宪法语词的解释方法，因为无论以制宪时的语词含义、还是以释宪时的语词含义进行解释，都会遭受语词含义的历时和共时变化的困扰。战后对基本权利保护的重视和强化，不仅为摆脱这一困扰提供了契机，为走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困境指引了方向，而且也是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内部原因
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既有前述二战后对基本人权保障的重视这一外部原因， 同时还是法学内部法理学的新发展促成的结果。
（一）内部原因之一：法理学的新发展
众所周知，在整个19世纪，法律实证主义在法学中占支配地位，实证主义法学那种强调完全按照应然的法律规则进行逻辑推理以维持法律秩序稳定性的方法，到了20世纪已经不合时宜了。20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了社会学法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占重要地位的新兴法学流派，同时，传统的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也对各自的立场进行了修正。法理学的变革对于法律解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传统法理学影响下所形成的法律解释方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产生了动摇，他们更愿意去采取一些既符合当前社会现实、又能有效解决眼前实际问题的新的解释方法。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传统法理学
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对法律采取一种实证的和客观的态度，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法律解释就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通过辩识法律概念并将它们分解成构成它们的基本成份来阐明法律的概念”。 [17]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奠基人约翰·奥斯丁在其《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认为，“法理学的对象，是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亦即我们径直而且严格地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规则，或者，是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法。” [18]他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对从实在法制度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和原则予以阐释，并指出，一般法理学的目的便是阐明法律概念结构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他所说的“一般法理学”是阐明不同法律制度所共有的一些原则、概念和特点，通过对法律制度的分析，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识：那些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制度，由于具有完善性和成熟性，从而也就富有卓越的指导意义，这就要求对诸如权利、义务等主要法律术语进行解释。 [19]凯尔森在坚持实在法与自然法二元论的基础上，认为法与正义不同，法指的是实在法，法研究的是实在法的概念。 [20]根据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法律科学的研究对象乃是那些“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能确定某些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 [21]因此法律实证主义者关注的是对法律术语的分析和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关系。 [22]
实证主义力图将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并把学术工作限制在分析“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法律实证主义具有实证主义一样的特点，都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辩方式和寻求终极原理的作法，反对法理学家试图辩识和阐释超越现行法律制度之经验现实的法律观的任何企图，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而所谓实在法就是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
2．现代法理学
随着历史的车轮辗入20世纪，传统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进路显得与新的时代脉搏不合拍了。由于劳资关系、环境和失业等大量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缓解这些危机，于是政府改变了其传统的“守夜人”角色，转而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这些干预行为需要按照相应的法律制度去实施，以保证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实证主义法学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着的社会对法律所提出的要求，法律社会学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学流派。
在经历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自然法学说在20世纪初开始复兴，并在二战后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 20世纪复兴的自然法学不再像古典自然法那样坚持抽象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而是表现出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如鲁道夫·施塔姆勒提出了“内容可变的自然法”的观点。 [23] 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的观点， [24]反映了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向法律实证主义的让步。
二大战后形成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不同于旧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放弃了旧分析法学试图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严格限于注解法律观念和法律概念的做法，以及与此相应的方法论上的排他性，承认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某些合理性，并把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地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 [25]哈特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的理论， [26]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书标志着二战后法律实证主义“退却的第一个重要的一步”。 [27]
20世纪法理学的上述新发展表明，法理学不是抽象学问，它有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同时还具有实际的社会意义。“作为一门科学，法学对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这三种因素都应研究”。 [28]自20世纪初社会学法学产生后，法理学的多元化现象促进了法理学自身的更大发展。法理学的这种新发展在使其适应时代需要的同时，也相应地对宪法解释的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内部原因之二：法理学的新发展对宪法解释方法的影响
